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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構陷因禍得福_左宗棠生平事跡

    時間:2020-06-11 名人故事 聯系我們

    遭構陷因禍得福_左宗棠生平事跡

    第四章  仕途坎坷有奇謀

    眾所周知,仕途艱險,爾虞我詐,沒有足夠的智謀與策略,根本無法生存。而直到中年才出山的左宗棠,更是與常人不同,他的經歷更為坎坷。左宗棠性格耿直,脾氣火爆,容不得別人阿諛奉承,看不慣他人的溜須拍馬,但在官場,這樣的人是不好混的。正因為左宗棠這樣的行事風格,差點斷送了他的官場生涯……

    民不聊生被迫反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經濟掠奪的步伐加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推銷的商品日益增多,逐步破壞了沿海通商口岸和長江流域及其腹地傳統的農業和手工業。清政府日益空虛的國庫已經無法支付戰爭費用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強行索要的巨額賠款,只得用重稅掠奪廣大農民,這使得勞動人民的負擔更加沉重。地主、官僚、貴族也趁機加劇了土地兼并和巧取豪奪。這些都激化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各種矛盾。

    第一個問題就是土地集中的現象更為嚴重。比如廣西東南各縣地主官紳所占土地超過當時土地的百分之八九十。(www.zgmbgx.com)金田村有土地750畝,其中地主占662畝,占全部土地的88.2%,農民只占土地88畝,占全部土地的11.7%。戰后土地之所以更加集中,都與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密切相關。一是他們憑借低關稅等侵略特權,大肆向中國傾銷商品,尤其是洋布洋紗。比如英國在1837—1839年間,每年輸華商品總值不到100萬鎊,1845年則迅速增長到239.4萬多鎊,其中棉布棉紗輸華總值從1842年的71萬鎊增長到400多萬鎊。中國的手工業產品尤其是土布土紗,因競爭不過而銷路驟減。1845年,福州地方官在奏疏中說:從廈門運銷各地的洋布洋棉,其質既美,其價復廉,民間之買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因此,江浙之棉、布不復暢銷,商人多不販運。而閩產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不能出口。江蘇的松江、太倉、蘇州一帶,是當時有名的棉絲紡織手工業的中心。上海開市后,洋布盛行,是以布市消減,“蠶棉得豐年而皆不償本”。商賈難以經營,生計維艱。廣東順德一帶,織布手工業,也因洋布“賤售,女工幾停其半”。洋布洋紗剝奪了土布土紗的銷售市場,致使東南沿海一帶中國傳統的手工棉紡織業受到沉重的打擊而衰落,農民和手工業者紛紛失業破產,地主、官僚、富商乘機賤價收買、掠奪農民的土地,失去土地的農民或者加入無業饑民群或者遭受更加殘酷的封建剝削。

    第二個問題就是帝國主義更加肆無忌憚地向中國傾銷鴉片。1840年進口鴉片20619箱,1850年增加到52925箱,致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1843年到1848年間,中國外流白銀約計6000萬銀元,“銀貴錢賤”的現象更趨嚴重。1840年間,一兩紋銀可兌換1000個制錢,到1850年,竟漲至2230個制錢,僅僅十年間就使必須用銅錢兌換白銀以納稅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實際負擔增加了一倍多。此外,吸食鴉片的人從上層迅速擴大到下層,僅以兩廣為例,鴉片從廣州沿西江而上,一直傾銷到廣西。梧州、平南、桂平、貴縣一帶,煙鋪林立,僅廣州一城就有大煙館600多家,桂平縣的大湟江口,一個小小的城鎮,就有鴉片煙館十幾家。許多地主、豪紳吸食鴉片,他們通過增加地租等手段將吸食鴉片的巨大耗費轉嫁到勞動人民身上,致使許多中小地主和占有少量土地的自耕農傾家蕩產,大地主、官僚、富商乘機兼并他們的土地。

    三是鴉片戰爭后,清廷財政更加拮據,吏治更加腐敗,造成戰后嚴重的水利失修,水災連年不斷。1846年到1850年間,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受災區域竟達1100多個州縣。每次水災之后,廣大農民都背井離鄉,四處逃亡,地主富農乘機賤價收買農民的土地。

    以上三個原因使中國土地集中的情況比戰前更為嚴重。它使許多農民因失去土地而四處流亡,形成人數很大的饑民群和無業流民群。部分失去土地的農民在本鄉租種地主的土地,地主乘機抬高地租。鴉片戰爭前,中國農村地租一般在50%左右,即所謂的“百種千租”,這本來已經很高了。鴉片戰爭后,租額增加到60%~80%,甚至更多,所謂“百種千五租”、“百種兩千租”。農民遭到殘酷的封建剝削,被迫借貸的人越來越多,地主商人乘機大放高利貸,利息也普遍增高。廣大農民無以為生,階級矛盾迅速激化。

    清廷不斷增捐增稅,因為他們需要支付龐大的戰費開支和戰后的巨額賠款,國庫虧空,這筆錢只能從老百姓身上出。清廷在鴉片戰爭中的戰費開支大約是7000萬兩銀子。在戰爭過程中,英國侵略軍在沿海沿江被占領過的城市掠奪清朝庫藏銀,加在一起是600多萬兩銀子,再加上中英《南京條約》又勒索了2100萬銀元,總計中國在這次戰爭中直接損失的貨幣,折成銀元共達12830多萬元,相當于清政府兩年半的賦稅總額。這筆巨大的開支就造成了清政府的嚴重超支,加上貿易的逆差,中國銀源枯竭。清政府為擺脫嚴重的財政危機,不惜向百姓大肆搜刮勒索。

    戰后兩三年間,清廷連下各種搜刮令,道光皇帝公開發布命令:“所有各省著賠、分賠、攤賠、代賠”各款, “著各省督撫河督于所屬實缺司道府廳州縣各員……勒限催追完交”。各省如何籌措呢?清政府命令各地“自籌良策”,這就為各級貪官污吏巧立名目、層層加碼、借機搜刮開了方便之門。戰后,地丁稅和漕賦普遍加重浮收。清政府當時主要的財政收入是地丁稅。地丁稅是田賦、丁賦的合稱。丁賦是中國歷代封建政府征收的一種丁口稅,丁口一般指男丁。清政府“攤丁入地”,將丁賦并入田賦稱為地丁稅。地丁稅征銀兩。清政府曾宣稱“永不加賦”,但鴉片戰爭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全國“地丁”征收額為29431765兩,以后歷年增多,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地丁征收稅已增至32813340兩,這即是說,1841~1849年八年間,清政府的地丁稅增加3381575兩銀子。漕賦是指封建王朝所征收的實物稅糧食,用水路運往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征收漕糧的省份有江蘇、浙江、湖南、湖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西八省。漕賦是清政府財政的補充收入。但是收漕賦的弊病最多,因為它要把米送到京師或京師附近地方,中間要經過許多環節和手續,這就給各級貪官污吏上下其手、爭相分肥提供了方便條件。什么“水腳費”、“驗米費”、 “灰印費”、 “篩扇費”、 “規費”、 “幫費”、 “加耗”等等,名目繁多,舉不勝舉。這些額外勒索,鴉片戰爭前已經存在,戰爭后又大大增加。加之道光年間,漕糧征收一部分仍征實物,納米,叫做征收本色,一部分則改征折色,即按米折成銀兩;而且是直接征收本色納米時少,征收折色納銀的多。這樣,無論清政府是征收地丁或漕糧,農民都要忍受雙重的剝削。因為農民賣米換制錢,要吃米價賤的苦,拿制錢換銀兩,又要吃銀價高的虧。

    江蘇浙江一帶,一石漕賦,農民需要繳納二石五六斗米;折色納銀,米價一石二千,折價竟至八千、十千以至數十千。江西浮收在二三石以上。安徽浮收超過正額數倍,折價超過十數倍。湖北漕米每石浮收在三倍以上,折色每石竟多至十八九千、二十余千。湖南地丁正銀一兩,民間須繳納數兩;漕米一石,須繳納數石。對此連曾國藩也說:“昔日賣米三斗,輸一畝之課而有余,今日賣米六斗,輸一畝之課而不足。朝廷自守歲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賦。”加之地方官催漕如逼命,老百姓恨透了清政府的黑暗統治,把這些貪官污吏叫“蝗蟲”。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天地會領袖萬大洪在發布的告示中深刻地揭露和控訴了清政府的反動腐朽:“天下貪官甚于強盜,衙門酷吏,無異虎狼,民之財盡矣,民之苦極矣。”清政府和貪官污吏的橫征暴斂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難。另外,地主階級在交納賦稅時自然也因銀貴錢賤而受到損失,于是他們就通過增加地租額、改收貨幣地租、隱瞞田產等手段把自己的負擔和損失轉嫁到佃戶和自耕農身上。這樣,清政府的繁重賦稅、貪官污吏的搜刮勒索以及封建地主階級重租、轉嫁等重重剝削,不僅使那些無地的佃農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且也迫使占有少量土地的自耕農瀕于破產的境地。據清朝大員密奏,鴉片戰爭后,江南膏腴之區的蘇州等地,有許多農民因交不起賦稅而棄田逃亡,其他地區更可想而知了。農民破產賣田的趨勢“猶水之就下,急不可遏”。這一切,都是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和腐朽的清朝封建統治雙重壓迫的結果。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促使中國社會階級矛盾空前激化,農民被迫走上了自發反抗的道路。

    不惑之年入湘幕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同馮云山、洪仁玕在廣東花縣首創拜上帝教,次年春入廣西傳教,積極宣傳組織農民群眾。隨后,洪秀全回廣東家鄉從事宗教理論創作,馮云山則留在廣西深入紫荊山地區,宣傳組織群眾,建立拜上帝會,開辟革命基地,吸收楊秀清、蕭朝貴等人,形成起義領導核心。

    洪秀全(1814—1864),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漢族客家人,原籍廣東嘉應州,清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14年1月1日)生于廣東花縣(今廣州花都區)福源水村。太平天國創建者及思想指導者,稱“天王”。道光年間屢應科舉不中,遂吸取早期基督教義中的平等思想,創立拜上帝會,撰《原道救世歌》以布教,主張建立遠古“天下為公”的盛世。

    1851年,在洪秀全和馮云山的領導下,飽受剝削和壓迫之苦的貧苦農民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正式宣布起義,建號太平天國,公開宣告同整個封建統治勢力處于武裝對立的地位,拉開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斗爭最為壯烈的農民起義斗爭的序幕。

    洪秀全像

    金田村在紫荊山區的南麓。太平軍起義后,占領了金田村以東約15千米的大湟江口,準備在這里經過水路轉入更廣闊的區域,向桂林進軍。在這里,太平軍遭到了清軍的進擊和圍堵。太平軍經過8個月的艱苦作戰,在紫荊山區地帶的狹小地區內東突西奔,終于從東北的山間小路突出重圍,經過恩旺等地到達了蒙江上游的山域———永安(今蒙山縣)。這是太平軍自金田起義以來占領的第一座城市。

    在永安,太平軍進行了休整補充,停留了半年多的時間,這使清廷得以有時間調集3萬多人的軍隊圍住了永安城。1852年4月,太平軍突圍北上,直逼桂林城下。在桂林清軍守衛較嚴,太平軍圍攻了一個月沒有攻克,于是移師向全州進攻。在全州城北湘江上的蓑衣渡,太平軍遭到江忠源募集的家鄉湖南新寧子弟500人,號稱“楚勇”的襲擊。蓑衣渡水面狹窄,兩岸林木茂密。江忠源伐木做堰,橫江攔斷,使太平軍在此戰役中嚴重受挫。太平軍在永安時有四五萬人,有戰斗力的近2萬人。經過蓑衣渡的損失,進入湖南僅剩不到1萬人。這一仗,是清廷與太平軍作戰以來取得的第一個大勝利,江忠源善戰之名由此傳遍全國。

    此后,太平軍在洪秀全的帶領下,經蓑衣渡之戰,沖出廣西,進入湖南。在湘南,太平軍連克道州、郴州等重鎮,清廷為之震驚。太平軍突入湖南,使湖廣總督程裔采極為恐懼,他“自衡州疾還長沙”,想躲到省城避禍,并函請尚在廣西的欽差大臣賽尚阿督師湖南。

    賽尚阿卻把湖南軍務推卸給程裔采。鑒于這種狀況,咸豐皇帝一面嚴旨賽尚阿、程裔采同辦湖南軍務,一面改任廣西、湖南、湖北三省巡撫,想以此來加強內線的防御。這樣,擔任云南巡撫的張亮基于咸豐二年五月被任命為湖南巡撫。張亮基撫湘,也成為左宗棠出山入幕的重要機遇。

    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接連攻克道州、郴州并沿途襲擾安仁、攸縣、醴陵,圍困長沙,由湘南而湘中,三湘形勢日蹙。左宗棠急忙由柳莊“舉家避居”湘陰與長沙交界處的東山白水洞,且“親故多從之”。

    此時湖南巡撫為張亮基,正為守城之事作難犯愁。清朝綠營兵的腐敗無能,在鴉片戰爭中就已暴露無遺。當時任廈門地方官的徐繼畬(yú)這樣描寫清朝官軍: “人不知戰,名之為兵,實則市人,無紀律,無賞罰,見賊即走。”

    那些從各地調來守衛長沙、抵御太平軍的綠營兵,無事生非,強奸民女,強奪財物,聚眾斗毆。這樣的軍隊別說拉出去打仗,就是守城也很難讓人放心。

    恰在此時,在貴州任黎平知府的胡林翼和江忠源不約而同地向張亮基推薦了左宗棠。胡林翼、江忠源與左宗棠均是朋友,彼此相知很深。胡林翼稱贊左宗棠,說找遍九州,也沒有見到才氣比他高的人。

    胡致函張說:“左子季高,才品超冠等倫,廉介剛方,秉性良實,忠肝義膽,與時俗迥異,其胸羅古今地圖兵法、本朝國章,切實講求,精能時務。”江忠源則說,左宗棠為“人中之龍,其功名雖只一舉人,然經綸滿腹,才華橫絕,當世少有”,更為難得的是他“長期潛心輿地,埋首兵書,天下山川,了如指掌,古今戰事,如數家珍”。

    張亮基聽江忠源介紹了左宗棠的才干,尚且半信半疑之際,江忠源提到抗英英雄林則徐對左宗棠推崇備至,視為絕世奇才,張亮基平素十分仰慕林則徐,遂下定決心請左宗棠出山。

    張接受了他們的推薦,在赴湖南上任的路上,三次派專人攜帶書信到山中請左出山入幕,并表示對左是“思君如饑渴”。胡林翼又致函左宗棠說:“張中丞不世奇人,虛心延訪,處賓師之位,運帷幄之謀,又何謙焉。設楚地盡淪于賊,柳家莊、梓木洞其獨免乎?”經張亮基遣人“備禮走請”,胡林翼積極敦促,以及與左宗棠同居山中的好友郭嵩燾兄弟等人的勸說,加上左宗棠于道光二十九年在湘江與林則徐會面時聽林親口稱贊張亮基是一個“開爽敏干”的官員,他遂決定應張之聘,于咸豐二年八月十九日(1852年10月2日)隨張亮基抵長沙城外,八月二十四日(10月7日),進入長沙城,成了湘撫的幕賓。此時,太平軍攻打長沙之役正方興未艾。

    俗話說,時勢造英雄。左宗棠年近40,終于到了蛟龍出水、建功立業之時。

    初入仕途展拳腳

    太平軍在天王洪秀全、東王楊秀清率領下攻占湖南郴州后,西王蕭朝貴得悉“長沙城卑防疏”的情況,便向洪、楊建議由他率領“輕兵數千,倍道襲之,唾手可得”。洪秀全、楊秀清同意由蕭朝貴率偏師奔襲長沙,他們則留駐郴州,牽制清軍主力。咸豐二年七月初七(1852年8月21日),蕭朝貴率數千太平軍從郴州出發,七月二十七日(9月10日)行抵長沙城東十里扎營。第二天,即向長沙城發動進攻,打響了長沙戰役。此時正值湖南新舊巡撫交接之際,張亮基尚未抵長沙,城防由幫辦軍務羅統典負責。蕭朝貴帶領太平軍主攻長沙城南門時,被清軍炮火擊中而負重傷。太平軍一如既往,勇猛攻城,且使“城門倒破”,清軍“萬分危急”。但不久清軍主力調往長沙以及張亮基、左宗棠的到來,使清軍方面得以茍延殘喘。也就在張、左進入長沙城僅4天之后,洪秀全、楊秀清統率太平軍抵達長沙城南,雙方鏖戰更趨激烈。

    左宗棠進入長沙城是農歷八月的事,不久蕭朝貴犧牲,洪秀全聞訊,于九月初一率軍抵達長沙城外。太平軍楊秀清以下諸王,分析了戰勢,認為長沙城守衛堅固,一時難以攻下,而楊秀清與天王洪秀全商定,今后的戰略,主要目標是打下南京,建立“小天堂”,奠都于此,不與清政府爭一城一地,待打下南京后,再出兵征服長沙。所以,洪秀全率兵雖抵長沙,但主要是在城外作戰,未進攻長沙。

    左宗棠與江忠源一起,以城防為己任,日夜親臨指揮,打敗了起義軍的多次攻城,包括太平軍以地道攻擊。

    因太平軍的方針大計是“略城堡,舍要害,專意金陵,據為根本”,故攻長沙不下,乃主動撤圍北上,長沙之圍遂解。但是,長沙軍民及張亮基卻不知太平軍的戰略,只知是左宗棠日夜指揮守城的大功勞。

    左宗棠剛剛進入湘幕,張亮基便“一以兵事任之”。左宗棠審度戰場形勢,向張亮基“干以數策,立見施行”。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他認為太平軍“背水面城”,而清軍“援軍既扼其東北”,太平軍“已自趨絕地”。只有西路的土墻頭、龍回潭是太平軍的糧食補給線和唯一的西進路線,因此,他主張“先以一軍西渡,扼其他竄,可一鼓殲也”。看來左宗棠是試圖將太平軍扼殺于長沙城南,其胃口的確不小。但援湘清軍多為烏合之眾,且分隸十幾個總兵和提督,指揮不一。張亮基先后命令總兵常存、馬龍所部西渡,而他們都“畏賊不戰”。接著,張亮基又請內召進京途經長沙的賽尚阿遣提督向榮赴西路督戰,向榮渡過湘江后,初是“遷延不進”,繼則在牛頭洲被翼王石達開所率太平軍擊潰。

    這時,剛好新任欽差大臣徐廣縉到達衡州,他派提督福興至湘潭。張亮基派江忠源“躬赴湘潭”,并“再三咨請”徐率軍至長沙,也遭拒絕。于是左宗棠又向張亮基建議,上書徐廣縉,調福興所部疾速西渡湘江,扼住龍回潭,但徐廣縉沒有同意這個建議。張亮基氣憤至極,想親自督兵西渡,太平軍卻開始接二連三地掘地轟炸城墻:11 月10日,太平軍轟開南門魁星樓側城墻四丈余;13日,南月城金雞橋太平軍所埋地雷爆炸;29日,又炸裂南門城墻八丈余。太平軍這幾次進攻雖都被清軍及時堵住,沒有攻進城來,但張亮基的西渡計劃也未能成行。

    太平軍圍攻長沙80多天,三次挖地道轟城墻也都功敗垂成,于是在清軍互相扯皮推諉的時候,乘著風雨大作,暗渡湘江,占據了有利地勢,改變了不利態勢。11月30日,太平軍下令撤離長沙,經龍回潭而去。

    12月2日,太平軍迅速攻占益陽,然后大軍迅速渡越洞庭湖,于12月13日占領湘北重鎮岳陽,接著乘勝北上,沖出湖南,進入湖北。

    太平軍于長沙撤圍11天后,欽差大臣徐廣縉才敢率兵抵達長沙。對此,左宗棠在致陶桄的信中說:

    徐爵帥人甚樸實,用兵實非所長……賊已北竄,始悔不用河西合圍之策。

    左宗棠初次出山就顯示出高人一籌的軍事才識,使清軍將帥刮目相看,由于左宗棠防守湖南有“功”,清廷下旨將其以知縣用,并加同知銜,他總算是第一次撈到了官銜,步入仕途。

    密謀鎮壓征義堂

    太平軍撤離長沙之后,左宗棠很快就把精力轉移到了鎮壓湖南的各路會黨勢力方面。在太平天國起義的影響下,湖南境內的人民起義風起云涌,各種會黨也相繼而起。關于這一時期的會黨勢力,曾國藩曾經這樣寫道:

    凡入天地會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余孽未盡。此外又有所謂串子會、紅黑會、半邊錢會、一股香會,名目繁多。往往成群結黨,嘯聚山谷。如東南之衡、永、郴、桂,西南之寶慶、靖州,萬山叢薄,尤為匪徒卵育之區。

    因此,太平軍離開湖南之后,左宗棠就開始協助張亮基,以操練鄉兵、整治土匪為急務,通令各州縣查辦會匪、盜賊、痞棍,州縣不能自治的,則委派官員治之,認為這樣官紳士民聯為一氣,自可辦理妥當。

    經過一番密謀,他們決定首先拿征義堂開刀。征義堂設在瀏陽下東鄉,瀏陽鄰近長沙,地勢險要。起先,征義堂也只是鄉團組織,首領周國虞、曾世珍等,聚眾達四千余人。太平軍圍攻長沙時,周國虞等曾經與太平軍聯絡,圖謀響應。

    周國虞是瀏陽縣古港鄉高游村人,其先祖是南明弘光朝大學士、兵部尚書史可法的貼身侍衛周天賜。明朝滅亡后,周天賜隱居湖南瀏陽,以反清復明為己任。其后代子孫恪遵祖訓,不忘反清復明大業。周國虞及其弟國材、國賢從小讀書習武,廣交四方友朋,圖謀大事。

    一次偶然的機會,周國虞結識了天地會首領羅大綱。羅大綱帶著周氏兄弟拜見了天地會大頭領洪大全。于是,周氏兄弟參加了天地會,周國虞并成了天地會在瀏陽的首領。

    周國虞回到瀏陽后,于1834年(道光十四年)以賽社的形式,籌錢會飲,創設了天地會在瀏陽的組織機構———征義堂。征義堂明里布仁施義,廣結良緣,暗里發展會眾,鼓吹反清復明。貧苦百姓紛紛參加,會眾很快發展到數千人。

    19世紀中葉的中國社會,戰爭與災荒不斷,天災與人禍齊來,各地會黨活動頻繁。地方當局為防止和鎮壓會黨與不滿群眾的反抗,紛紛興辦團練。1842年,周國虞利用湖北鐘人杰起義軍攻入鄰縣平江之機,以“保衛身家”、 “防寇”為名,與鄧萬發、曾世珍等人一起,創辦團練,聯絡村民,制造器械,使征義堂成為一個合法的武裝組織。

    征義堂取得合法地位后,勢力日漸強大。在地主劣紳與貧民的糾紛和沖突中,征義堂對貧民嚴加保護,漸至發生械斗,“藐不畏法”,遭到地主劣紳的強烈嫉恨,官府也對征義堂起了疑心。于是,征義堂被勒令解散,兵器也被收繳,遭受了嚴重的挫折。

    道光末年,征義堂又開始恢復活動。太平軍向湖南的進軍,給周國虞以公開復興征義堂的最佳契機。他利用清政府加緊團練的政策,使征義堂的人數迅速發展到2萬余人,成為瀏陽縣最強大的民間武裝隊伍。

    征義堂再次興起后,即與進攻湖南的太平軍取得了聯系。太平軍石馬鋪之役的勝利,與周國虞提供的情報有很大關系。太平天國的領導人對征義堂也很重視,曾派密使到瀏陽會見周國虞,策動征義堂助攻長沙。但太平軍密使及周國虞給太平軍的密函均被瀏陽康生王應蘋所部鄉勇獲得。周國虞見事機泄露,于是先發制人,派人前往獅山書院,將王應蘋擊斃,救出密使,并封存當地糧倉,強迫地主劣紳出錢添制武器,準備起義。

    對征義堂的活動,湖南官紳早就有了戒心,但因瀏陽團練尚未編齊,而長沙又處于危急之中,不敢貿然鎮壓。王應蘋事件發生后,當局開始了對征義堂的圍剿。周國虞便帶領征義堂會眾奮起反擊,襲擊東門達濟團,但未能得手,前隊六十余人全部遇難,峰田、大坳等村準備呼應的人也相繼被殺。周國虞退至古港、穴山坪、寶蓋洞一帶,扼險自守。

    征義堂與地主團練的斗爭,不僅驚動了湖南省最高當局,甚至驚動了清朝的最高統治者。咸豐皇帝連下兩道諭旨,命湖南巡撫密查速辦。這時,太平軍已撤出湖南,巴陵曼仲武起義也被鎮壓下去。張亮基接旨后,命令江忠源以搜捕曼仲武余黨為名,率楚勇開赴瀏陽。1853年1月22日,江忠源率楚勇進駐瀏陽縣城東馮家山,布置就緒后,貼出告示,首先對征義堂實行分化瓦解。

    周國虞得到消息,立即縫制白旗,大書“官逼民反”,并以周國偉為軍師,馬連為總頭目,朱聯石等為十八分堂頭目,正式舉行起義。1月26日,起義軍三千余人分為三路,主動出擊,直搗清營,殺死不少清兵。但起義會眾多為當地農民,戰陣不精,小勝后轉至大敗。31日,江忠源率部攻占古港,曾世珍率部退守三平洞。至2月7日,前后僅十多天起義軍就被消滅殆盡,征義堂戰士七百余人戰死,六百余人被俘,曾世珍被殺,周國虞逃往漢陽,后被清兵殺害。

    瀏陽征義堂十余年的組織活動,特別是它所發動的反清武裝起義沉重打擊了地主劣紳勢力,保護了貧苦農民的利益,在近代長沙人民反封建斗爭的史冊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瀏陽征義堂會黨起義鎮壓下去,左宗棠“以直隸州選用”。

    離開湘幕入鄂幕

    長沙守備戰和清剿會黨的勝利,并沒有讓朝廷欣喜多久,因為太平軍進入湖北后,猶如猛虎歸山,一路勢如破竹,進展神速。1852 年12月23日,太平軍力克漢陽,圍攻武昌,僅僅六天就占領了漢口。太平軍進軍湖北后,于咸豐二年十二月初四(1853年1月12日)攻克武昌,占據武漢,這是太平軍起義后攻占的第一座省城。左宗棠聞訊后“不勝駭嘆”,他說:“孤城被圍二十余日,在外,救援之師不能乘機疾進,在內,防堵之師不能嚴密固守,致蠢茲小丑竟敢猖獗至此,殊為可恨。”他鑒于清朝正規軍作戰能力極低的狀況,設想在湖南練就一支由紳士統領的團練武裝來籌辦防剿。于是,十二月十九日(1月26日)由左宗棠草擬、張亮基簽署的《籌辦湖南堵剿事宜折》中提出了這樣的主張:“委明干官紳,選募本省有身家來歷、藝高膽大之鄉勇一二千名,即由紳士管帶,仿前明戚繼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費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緩急,較客兵尤為可恃。”左宗棠寫好這份奏折的第三天,被清廷于二十多日前任命的幫辦團練大臣曾國藩由湘鄉趕至長沙,他“日與張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談……蓋無日不共以振刷相勖(xù)”。接著,曾國藩也向清廷上奏說,以往“所用之兵,未經練習,無膽無藝,故所向怯也。今欲改弦更張,總宜以練兵為要務。臣擬現在訓練章程宜參仿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濟,不求速效”,他“與撫臣熟商,意見相同”。這兩個內容稍異但根本點相同的奏折,構成張亮基、左宗棠、曾國藩創辦湘軍的最初設想。他們都是想要建立起一支由紳士管帶、招募鄉勇并采用戚繼光的辦法進行編練的軍隊,此后產生的湘軍,較之以往將弁由清廷按定制委派的綠營有著明顯的不同。因此,可以說湘軍實由左宗棠肇其端,而經曾國藩繼其成。張亮基調署湖廣總督和左宗棠一度離開湘幕期間,曾國藩獨立承擔起編練湘軍的任務,這就是將前經左宗棠檄調來長沙的以羅澤南(字仲岳,號羅山,湖南湘鄉人)為首的1000名湘鄉團練編練成的第一支湘軍陸師。

    曾國藩在長沙的初次出現給左留下深刻的印象,“曾滌生侍郎來此幫辦團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開展,與仆甚相得,惜其來之遲也”。左宗棠既指出了曾的弱點,也甚有相見恨晚之感。曾國藩到長沙僅5天,張亮基就被清廷調署湖廣總督,張偕同左宗棠于咸豐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853年3月1日)抵達武昌。

    張亮基之所以總督湖廣,緣于武漢三鎮的相繼失守。這樣的局勢,進一步證明了當初左宗棠要聚殲長沙近郊策略的正確,但已為時晚矣。清廷在震驚之余,試圖通過重用這個“保全湖南”的巡撫來扭轉湖北的不利局面。當張亮基、左宗棠來到武昌時,太平軍已按新的戰略部署棄武昌而蔽江東下了。張、左遂在湖北加強軍事布防。

    左宗棠進入湖廣總督幕府之際,正值太平軍勝利進軍之時。咸豐三年正月初二(1853年2月9日),洪秀全率領太平軍撤離武昌,“由武漢下江南也,帆幔蔽江,銜尾數十里。……炮聲遙震,沿江州邑……莫不望風披靡”。太平天國水陸大軍直下三江,從武漢到南京1800里江防的清軍主要集結在三個地區:九江、安慶、蕪湖。太平軍依次突破這三道防線,兵鋒直逼南京。

    咸豐三年二月十一日(1853年3月20日),太平軍攻克南京,宣布在南京建都,改南京為天京,并于四月初一(5月8日)派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地官正丞相李開芳、春官正丞相吉文元率軍兩萬人從揚州出發,開始了英勇的北伐。

    此時,太平軍雖然離開湖北,但湖北各地的人民在太平天國起義的影響下,反抗運動仍連綿不斷。左宗棠全身心地協助張亮基,一一予以鎮壓。

    4月,通城爆發了以劉立簡為首的農民起義,他們以抗糧為號召,“戕(qiānɡ)官毀署,劫獄焚掠”,嘉魚的熊開宇也糾集會黨數千人,焚署劫獄以響應。這時,左宗棠商請張亮基,派江忠源前往鎮壓。

    5月,廣濟也爆發了方四象等領導的抗糧斗爭,聚眾數萬人,黃州知府邵綸、黃梅知縣鮑開運都被起義軍擊斃。這時,左宗棠建議張亮基讓江忠源在過蘄(qí)州時,便道登陸前往鎮壓,方四象等的起義也隨之失敗。

    太平軍定都天京后,又分別派遣大軍進行北伐和西征,以圖將勝利推向全國。這時,左宗棠建議扼住梁山,以防護長江中上游地區。他在為張亮基擬寫的奏折中寫道:

    查安徽下游有東梁山、西梁山,對江夾峙,江面尚不甚寬,距金陵又近。此處設防,則安徽、江西、湖北各省江面均可無慮,遇便仍可相機協剿。若合三省全力扼之,通力合作,分辦其事,而專責其成,兵力厚而物力稍豐。視各省之節節設防,徒滋勞費,而力單費絀,終歸無補者,似少為可恃。

    張亮基的奏折未被采納,太平軍西征的隊伍則舟載陸行,迅速西上,席卷安徽、江西。此時,左宗棠又建議制備戰船,武裝水師,控馭長江。稍后,再以請置戰艦、練水師的奏章上奏朝廷,提出了“宜飭四川、湖北、湖南各督撫制備戰船百余只,一以廣東拖罟(ɡǔ)為式,每船計可載兵五十名;飭廣東都督購備夷炮五百斤、三百斤者合千余尊”的具體方案。這份奏折很快得到允行,于是,張亮基遵令在湖北根據此數造船二十艘;曾國藩則趕赴衡州,以造備水軍自任,湘軍水師自此建立。

    這年6月,太平天國西征軍攻入江西,張亮基、左宗棠趕至湖北黃州,在與江西九江臨近的田家鎮設防。7月,太平天國北伐軍的吉文元部因在河南遭清軍堵截,未能渡過黃河北進,便轉而南歸攻入湖北黃安縣(今紅安縣)。左宗棠看出太平天國的這支南歸軍有由黃安經麻城、黃岡攻取武漢的意圖,向張亮基建議從省城調兵勇三千余人星夜馳往團風鎮,以扼“出江上竄武漢”之路。

    果然不出其所料,7月底8月初,太平天國的北伐軍由河南分支南下湖北黃安、麻城一帶,武漢震驚。太平天國北伐軍在團風鎮一帶遭到清軍伏擊。南歸軍被迫后退突圍,經羅田取道安徽莫山(今屬湖北省)等地,只剩少部分人與太平軍西征軍會合。左宗棠對此役非常得意,吹噓說:“是役甫及八日,非制軍相信之堅,斷不能有此奇捷。用兵無他,訓練得法,謀略須先賊一著,自然應手。”左宗棠在湖廣總督幕府中也確為張亮基所重用,據他自己所說:“制軍于軍謀一切專委之我,又各州縣公事稟啟皆我一手批答,晝夜無暇。……制軍待我以至誠,事無巨細,盡委于我,此最難得。近時督撫,誰能如此?”當然,左宗棠并不滿足于僅是謀士身份的幕賓,他的理想是出幕為官。他說:“若朝廷與制軍以欽差大臣剿賊,吾與岷樵佐之,老賊何遂猖狂至此。”左宗棠的野心可謂暴露無遺。

    9月,當太平軍占領江西九江,繼續西進時,左宗棠又敦促張亮基調兵遣將,進一步加強田家鎮的防守。清軍在田家鎮編造巨筏,橫列長江江面,筏上安置大炮,分派部隊日夜駐守。

    然而,左宗棠還沒來得及親眼看到田家鎮的戰斗,便怏怏離開湖北,回湖南湘陰去了。

    1853年9月13日,朝廷諭令張亮基出任山東巡撫,原閩浙總督吳文镕出任湖廣總督。

    欲發達再入湘幕

    駱秉章像

    咸豐三年八月(1853年9月),張亮基被清廷任命為山東巡撫,仍邀左宗棠一同前往。左宗棠左思右想,不愿一同前往,便推辭“經手家務,不能遠去”,返回他的白水洞,仍然做他的隱士。與他一同辭歸的,還有湖北監利的王柏心。王柏心,字子壽,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進士,是一位既有計謀,又很有遠見的人。張亮基赴魯之前,曾寫信與胡林翼說:自己從抵湘之日起直到交卸鄂篆轉赴山東時止,軍政各務均“全恃季翁為我部署。此君天下才也,辦土匪、殲粵匪,以戰則克,以守則固,進賢進能激勵兵將,以殘破之兩湖而漸有生氣。仆何能為,皆季翁之力。吾兄為我請其出山,則此功當與吾兄共之”。由此可見,左宗棠在張亮基幕府里所起作用是何等之大。

    在張亮基調任山東巡撫之時,駱秉章回任湖南巡撫。

    駱秉章(1793—1867),字吁門,廣東花縣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曾被道光皇帝稱為“持正無私”之人。

    這位新任巡撫駱秉章與左宗棠也有一定的淵源。他自1850年起即任湖南巡撫,1852年張亮基奉旨抵達湖南接任巡撫后,仍暫留長沙,辦理防剿事宜。左宗棠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進入湖南巡撫幕府的。后來,駱秉章調署湖北巡撫,于1853年2月26日抵達武昌就任,左宗棠則于三天后也隨同張亮基一起來到武昌。同年4月5日,駱秉章離鄂赴京,4月25日奉旨署理湖南巡撫,隨即回湘接任;9月13日,改為實授。左宗棠則于10月從湖北辭幕返回湖南。這樣,左宗棠第一次幕湘與移幕湖北,大部分時間實際上也是在駱秉章的手下開展活動的。

    駱秉章得知左宗棠返回白水洞后,曾與布政使、按察使聯名,派人攜帶書銀入山邀請左宗棠出山入湘幕。

    第一次派去請左宗棠的人是駱秉章幕中一位姓鄭的司馬。左宗棠收下書信,退回了錢財和禮物。左宗棠送鄭司馬出山口,托鄭司馬在巡撫面前轉達他不敢應命,請多多包涵。但駱秉章并沒有死心,第二次便以湖南巡撫與布政使聯名,帶重金去聘,左宗棠仍然推辭,堅持不再出山。

    出乎左宗棠意料的是,太平天國西征大軍進兵異常神速,銳不可當。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就在左宗棠離開湖北僅9天,石祥禎所部太平軍一舉攻克曾由左設重防的田家鎮,打開了湖北的門戶。九月十八日(10月20日),太平軍第二次攻占漢口、漢陽。咸豐四年正月十五日(1854年2月12日),太平軍在黃州大敗新任湖廣總督吳文镕所率清軍,吳投水殞命。4天后,太平軍第三次占領漢口、漢陽。緊接著,石祥禎率領太平軍又由湖北挺入湖南。1854年2月,太平軍西征軍連續攻克岳州、湘陰、靖港、寧鄉等地,威震長沙。太平軍占領湘陰時,身居距縣城二十多公里山中的左宗棠聽說“賊將入梓木洞得吾而甘心焉”,他感到“今幸暫免,是又得一生也”。正是緣于死里逃生的僥幸和與農民起義為敵的本性,又加上駱秉章再三“使幣入山,敦促再出”,使左宗棠感到一旦太平軍攻入省城,后果不堪設想,于是才“不得已,勉為一行”,于1854年4月,第二次進入湘撫幕府,任聘六年之久。

    在此期間,駱秉章對左宗棠亦“推誠相與,軍事一切,專以相付”,從上遞奏折到往來文書,均交左宗棠一手包辦。而左宗棠幫助駱秉章的策略,只有八個字: “外援五省,內清四境。”那時廣東、廣西、貴州、湖北、江西都有湖南的援兵,并且都由湖南給餉。這樣,太平軍被限制在長江下游,而湖南境內一片太平祥和景象。因此,有人說:“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左宗棠為何能得到如此高的評價呢?原來在清朝的歷史上,湖南長久以來均是個平常的省份,既不大又不富,賦稅收入有限,有時竟趕不上江浙的一個大府。而當時,湖南在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日漸提高,而這一轉變是從太平天國革命時期開始的,而以幕僚身份掌理湖南軍政的左宗棠在這一時期的“經世”活動,則是促成這一轉變的關鍵。

    在左宗棠剛入湖南幕府時,財政極為困難,為了擺脫財政困境,他采取了兩項改革措施:一是改革賦稅征收辦法,將原來大小官吏向百姓多收、浮收、中飽私囊的部分錢財改為法定的軍務附加稅,一律歸公,附加稅的數額比原來官吏們多收、浮收的數額低,這樣,每年全省的稅收增加了,而百姓的負擔卻減少了;二是設立局長,征收厘捐,也即收商業貿易稅。從1856年5月起,湖南在郴州、宜章設局抽取鹽厘、貨厘,接著又在岳州各府普遍設厘局,每年共得厘金80萬兩至120萬兩,這些稅收全部用于軍餉。左宗棠曾用這些稅收為曾國藩的湘軍增建戰船,接濟糧餉,從而為湖南防務和操練湘軍提供了重要的經濟保障。

    左宗棠入湘幕之初,太平軍軍威正旺,所到之處,所向披靡。針對這種情況,一些封建官僚無所適從,不知如何是好。左宗棠則提出了“欲遏賊勢,先固民心”的主張。“固民心”的主要辦法之一,就是鼓勵地主士紳組織團練。因此,他與團練大臣曾國藩一起,在湖南城鄉廣辦團練和保甲。舉辦團練,是當時清王朝“制亂”的上方良策,除湖南以外,其他省份也有,但其他省份主要是從軍事上著眼,借以“補兵力之不足”,然而所辦團練往往被地主豪紳作為爭權奪利的工具,有的轉而抗糧抗官。而左宗棠、曾國藩等在湖南辦的團練,則更多地從政治上著眼,力求能受其益而避其害。他們將“團”與“練”分開,而著重在“團”,主要是清查戶口,實施保甲制度。鄉團之外,尤改族團,強調“練團必先練族”,還特別刊發鄉團執照、族團執照,“凡離匪、土匪、地棍均用重典,便宜行事”。因此湖南那時的局面較之以前大有好轉。

    遭構陷因禍得福

    道光末年到咸豐初年,清王朝的吏治十分腐敗。而湖南的“吏治之壞,甚于湖北,官吏操守不謹,一任門丁書役多方詐擾,以致是非普亂,綱紀凌夷”。州縣官吏不僅貪污成風,而且由于文法煩苛,普遍“因循諱飾”、“諱盜縱盜”。對此左宗棠認為,封建國家統治力量的強弱,關鍵“視乎用人行政”,任用“賢能”則治,“奸庸”則亂。湖南各州縣“匪盜”雖多,但比之“良民”究屬極少數,只因平時“官非其人”,以致吏治不修。根據他的了解和考察,湖南的州縣官吏“稍可放心者不過五分之一”,因而非大加整飭不可。于是,他與張亮基、駱秉章連續上奏,革除了一大批貪官污吏,只在1854年,就“劾奏失守鎮道以下十八人”。在另一方面,對于那些“勒恤民隱,嚴鋤匪類”的廉官,則分別予以保奏,破格晉升。

    左宗棠在湖南初露鋒芒,無論是在政治上、財政上,還是軍事上,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由此,左宗棠的名聲上下皆知,而且清廷對他也愈來愈重視了。

    1856年,清廷破格提升左宗棠為兵部郎中,并賞戴花翎。與此同時,朝廷內外的許多高官名臣相繼舉薦左宗棠,說他是“奇世之才”,要求朝廷予以重任。1858年,咸豐皇帝召見郭嵩燾時,問:“左宗棠才干如何?”郭嵩燾說:“左宗棠乃奇世之才,且人品極端。”咸豐皇帝令他轉告左宗棠“出為我辦事”。

    然而,就在左宗棠聲望日高、朝廷欲予以重用之時,發生了震動一時的“樊燮(xiè)事件”,從而使左宗棠的命運和事業發生了急遽變化。

    “樊燮事件”是以湖南永州鎮總兵樊燮被參劾為導火線而掀起的一場政治風波。

    這場政治風波的直接原因,是左宗棠在湖南幕府期間,身處機要,統籌全局,不避攬權之嫌,力主抑制官權,設局抽厘,改革漕政,整飭吏治,損害到部分文武官吏的利益,因而不可避免地招致這些人的嫉妒和怨恨,攻訐(jié)左宗棠的人也越來越多。左宗棠自己也早有察覺,他說“所處之地不紳不幕之間,蹤跡太幻”,遂“為世所指目”。在湖北居官之李香雪也寫信告訴胡林翼:“湘中人來,頗怨左公。”王柏心寫信給左宗棠說:“朱伯韓侍御去冬赴召入都,途過荊南,在弟講舍信宿數日,甚佩執事之才,謂景略文饒復見于今。聞言者積毀,深為不平,云至都必為昌言以排謠諑(zhuó)。雖執事不因毀譽為輕重,然益見公道在人心。”可見,左宗棠在省內外、朝內外“聲譽鵲起”的同時,另一些人私下對他的不滿和忌恨情緒也在郁積。但是左宗棠卻抱定了“忠介”的信念,“一意孤行”。如他改變錢漕征收辦法時,藩司文格就曾“百計撓之”,州縣官員甚至以“不肯收漕”相抗,但左宗棠毫不妥協,斷然對阻撓者嚴加懲處。這樣,新興地主階級經世派與傳統的地主階級權貴派的矛盾激化,終于借“樊案”而爆發出來。

    原來彈劾樊燮的是駱秉章,而提供樊燮罪行的人便是左宗棠。

    樊燮當時已惡名昭彰,以左宗棠幾年來與長沙官佐人等的接觸,對樊燮早已知之甚多。例如:他違規以武職不騎戰馬,偏坐轎子,而且乘坐八人大轎,連檢閱新兵訓練都坐在轎子里觀操;總兵所管二千名士兵,分布在各處,留在永州的四百余名,但實際僅有二百多名,他從二百名中抽調百人做他的家奴院工,什么都得干,連樊燮姨太太的衣服都讓士兵清洗;如今湖南財政吃緊,士兵的餉錢本就湊不夠,可是省庫給總兵發的月餉大都被樊燮私用了,弄得士兵餓肚子,下級軍官也敢怒不敢言。湖南地方治安要靠總兵維持,如今樊燮軍心已散亂,哪還有一點戰斗力?

    以左宗棠的性格和當時的斗爭形勢,哪會容這樣的軍官作威作福,貪污破壞地方軍隊的戰斗能力?省庫的銀子是左宗棠挖空心思攢起來的,哪能讓這只大耗子不斷吞食?

    于是,他和巡撫大人商量,趕緊把這只碩鼠滅掉。

    但是,要彈劾樊燮也非易事。永州知府黃文琛已多次上告他,案卷積在省里一大摞,其中樁樁屬實,也沒告倒他。原因是湖北省城有他的靠山,湖廣總督官文就是他的靠山,官文的愛姬是樊燮的親戚,動一動樊燮,有官文暗中弄鬼,弄不好連自己頭上的頂子也保不住。

    但是,樊總兵的罪惡太大,明目張膽,單是違例坐八抬大轎一事,按法就該砍頭。這種作威作福實在讓左宗棠受不了,何況天天要打仗,湖南弄點銀子發給總兵大人,竟讓他全都私吞了,這更讓左宗棠忍不下去了。

    參他!左宗棠翻翻樊燮的舊案卷,又派人暗中核實,僅挪用軍餉一項,有據可查者千余兩,銅錢三千余串,官米折銀更多。

    駱秉章簽了押,上奏彈劾。后經查實參奏,奉旨將樊燮革職查辦。

    咸豐九年二月(1859年3月),左宗棠再次為駱秉章撰寫《已革樊總兵劣跡有據請提省究辦折》上奏。三月十三日(4月15日),咸豐帝閱后發出上諭稱:

    已革湖南永州鎮總兵樊燮……種種劣跡證據確鑿,且擅提廉俸數至盈千,懸款無著,署中一切使用復提營中銀錢至數千之多,實屬咨意侵虧,大干功令,亟應徹底研究以儆官邪!樊燮著即行拿問,交駱秉章提問人證,嚴審究辦。并著湖北督撫飭查該革員現在行抵何處,即日委員押解湖南聽候查辦。

    樊燮為了逃避逮捕歸案,變被動為主動,遂在湖廣總督官文、湖南布政使文格的唆使下,對左宗棠發動了反攻。他彈劾左氏兩大罪狀:一是湖南著名“劣幕”;二是湖南巡撫衙門是“一印兩官”。這兩大罪狀實為一個,而一個也夠殺頭了。意思是湖南巡撫里出個左宗棠,他越權干政,飛揚跋扈,巡撫的一顆大印,有兩個巡撫在用。

    官文的彈劾更加陰狠,他雖明指左宗棠,實則暗指湖南地方已為漢人把持,一個師爺可以用巡撫大印,一個師爺可以不把總兵放在眼里。大權如此旁落,滿洲的江山可要變顏色了,即使太平軍被他們漢人滅掉,江山卻還是落到他們手中啊!

    對曾國藩等極不放心的咸豐帝一見官文上的奏折,立即起了疑心。咸豐帝閱奏后即頒下密旨,密旨中說:“如果左宗棠確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官文要把左宗棠押往武昌對簿公堂,定為大辟(殺頭),從而釀成了一樁“波浪掀天”的大案。

    官、樊二人的誣陷,對左宗棠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感慨萬分,毅然離開了湖南幕府,先后在胡林翼、曾國藩處閑居。其實,“官樊構陷事件”與左宗棠的秉性有著直接的關系。他志大言大,從小就有夸大的毛病。少年時每寫完一篇文章,都自鳴得意,在同學面前顯示。就在他二十多歲、窮困潦倒之時,仍寫了一副“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的對聯,并在書房掛起來。年齡較大以后,他自恃才識超群,在給朋友的信中常以“諸葛”自比,表示自己“可大授而不能為人用”。更有甚者,他還常常面折人過,就連對他的好友胡林翼、曾國藩也不留情面。除此而外,與他打過交道的人稱他“情性跋扈,存心深險,極不易交”。

    郭嵩燾在得到左宗棠被誣陷的消息后,立即托人向尚書潘祖蔭和咸豐皇帝的寵臣肅順求救。

    郭嵩燾(1818—1891),1847年進士,1853年隨曾國藩組建湘勇,1856年任南書房行走,1863年署理廣東巡撫,1875年初任福建按察使,1877年起,任清政府駐英法公使,1878年8月被清政府召回,從此閑居,1891年病逝。

    情況萬分緊急,胡林翼、曾國藩、駱秉章等人著急,一面紛紛上奏,密保左宗棠;一面飛馬京師,讓京中的郭嵩燾等人火速設法救援。

    當時郭嵩燾以翰林身份在南書房供職,他聞訊去找肅順的“西席”(即家庭教師)、湖南名士王運求救。當時肅順是滿貴中唯一能任用漢官者,以為救大清朝者,滿人已無能為力了。他也了解左宗棠的一些情況,但是,他知道此案已由皇帝發下密旨,自己不好再說話,便告訴王運,趕快找人向皇帝上折,他好從中幫助說話。

    于是,王運與郭嵩燾商量,請侍讀學士潘祖蔭出面寫折營救。潘祖蔭與郭嵩壽同是南書房的翰林院編修,二人關系甚好,郭知其文采卓越,寫個救人折子,足可打動皇帝。

    郭嵩燾像

    郭嵩燾向潘祖蔭說:“左君去,湖南無與支持,必至傾覆,東南大局亦不復可問。”又詳細說明了左宗棠在湖南的地位。他向潘祖蔭交代的這兩句話,便是潘祖蔭奏折的精神,潘祖蔭拯救左宗棠的奏折,成了當時的名折,不僅救了左宗棠,也使潘祖蔭出了名。

    潘祖蔭在給咸豐皇帝的奏折中說,“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左宗棠為人“賦性剛直,疾惡如仇……湖南地方上的惡官劣吏,因為滿足不了私利,就圖謀陷害”。咸豐皇帝看了潘祖蔭的奏折后,主意拿不定,便讓肅順奏陳己見。肅順奏道:“聽說左宗棠在駱秉章幕中籌劃軍謀,迭著成效。駱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人才難得,自然應當愛惜。請皇上將中外保薦各疏密寄官文,著他重新考慮。”咸豐皇帝采納了肅順的意見,并開始打算重用左宗棠了。

    這便是救左宗棠之命奏折中的精彩段落。事后人們稱頌這個奏折可傳頌千古,尤其“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被稱為千古佳句,有此兩句話,千萬稱贊左宗棠的話,都顯得多余了。 “久在我圣明洞見之中”, “不得不為國家惜此才”,有了這兩句,咸豐皇帝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改變已發的密折了。

    潘祖蔭一折出名,救了左宗棠,讓左氏獨領一軍,又救了大清朝。后來,又一折參倒驕將勝保,再一折保護了恭親王,使他飛黃騰達,由一侍讀直升為侍郎、尚書、軍機大臣,死后以“文勤”謚,足見其以“文”名世。

    胡林翼先后數折,稱左氏“精熟方輿,曉暢兵略”,“名滿天下,謗亦隨之”。曾國藩折稱“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孔丞之時,無論何項差使,唯求明降諭旨,俾得安心住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肅順是被咸豐帝倚重的軍機大臣,也趁機向咸豐口奏“贊畫軍謀,迭著成效”, “人才難得,自當愛惜”。

    駱秉章更是連連上折,不僅為左宗棠擺功,而且把樊燮的案卷上繳軍機處,讓軍機處查核,上奏皇帝,以為左公辯護,同時讓皇帝下旨以結左、樊之讞(yàn)。

    官文看到本欲加害左宗棠,以鎮壓兩湖地方的漢員勢力,結果弄成如此局面,也趕緊見風使舵,上奏“與僚屬別商,具奏結案”。即自動銷了由他主控左宗棠的案子,一場風波就此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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