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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筆從戎美名揚_左宗棠生平事跡

    時間:2020-06-11 名人故事 聯系我們

    投筆從戎美名揚_左宗棠生平事跡

    第六章  投筆從戎美名揚

    仕途上的不得志,讓左宗棠郁郁不已。正當他放棄文職之路,投身軍營之時,機緣也來到了他的身邊。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正進行到高潮,清軍的節節失利,讓帶兵的大帥們感到力不從心,此時,他們迫切需要一個幫手,而左宗棠,正是能幫他們的人……

    募練楚軍著戎裝

    當左宗棠被樊燮事件困擾的時候,在江南鎮壓太平軍的清軍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難。1860年初,洪仁玕與李秀成商定,決計用圍魏救趙的策略,先攻打湖州、杭州,迫敵援救,然后乘隙蹈虛,回攻江南大營,以解天京之圍。1860年3月,李秀成出奇兵一舉攻占杭州。欽差大臣和春果然遣師馳援。1860年4月,李秀成督太平軍主力回京,與陳玉成等人齊集天京城外,五路兵馬合攻江南大營。在太平軍的強大攻勢下,圍困天京兩年多的江南大營被徹底擊潰,統率該大營的欽差大臣和春、張國梁先后斃命。為此,清廷不得不把消滅太平天國的重任及軍政大權交給曾國藩等人。

    駐軍安徽祁門的曾國藩,打算以兩湖和江西兵力與太平軍爭斗,他則指揮湘軍全力進攻安徽,而后沿江東下,包抄南京,一舉剿滅太平軍。為此,他才上奏清廷,讓左宗棠募集兵員,到江西作戰。(www.zgmbgx.com)1860年夏,清廷根據曾國藩、胡林翼等人的推薦,起用左宗棠,授予四品卿銜,著他襄辦兩江總督曾國藩軍務。左宗棠到任后,曾國藩立即交給他一個任務:速回湖南募勇6000名。

    左宗棠根據曾國藩的部署,回長沙募兵。他先行請出領兵的將官,再由將官募集軍隊,由他們自己率帶,這和曾國藩當年募集湘軍的方法基本一致。不過,曾國藩的將領多是文人,即書生帶兵。而左宗棠、李鴻章則注重能戰,因此不再是書生為將、鄉農為勇了。

    左宗棠此時是敗興而去,全勝而歸,天子詔命的四品皇堂,使他的長沙募兵比當年的曾國藩堂皇多了,經樊燮事件一鬧騰,長沙上下無不知“左都御史”已成了“欽命”大將了。

    左宗棠在長沙招兵買馬,開始組建自己的軍隊,其第一步,是網羅一批人才,作為可資依靠的骨干。因為他在湘幕期間,掌理湖南軍政,湘軍許多將弁都由他識拔和擢任,所以“勇將健卒多歸心”,這些人早就把左宗棠視為自己事實上的統帥,所以召之即應。左宗棠除禮聘王錱(zhēn)之弟、道員王開化(字梅村,當時正在湖南養病)外,又延攬了湘楚舊將弁崔大光、李世顏、羅近秋、黃有功、戴國泰、黃少春、張志超、朱明亮、張聲恒九人。然后四處招募,應募者有所謂湘勇、郴勇、桂勇。僅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就募足5000人,號稱“楚軍”。楚軍由兩部分人馬組成:一部分是由左宗棠委任的崔大光等九人募集的,共3500多人;另一部分則是收集王錱的“老湘軍”舊部而成,由王錱的弟弟王開琳統帶,計1400多人。王錱原來秉承張亮基、左宗棠之命與羅澤南一道最早募練湘勇,后因不愿服從曾國藩規定的湘軍編制和統指揮而被曾摒棄,獨自留在湖南省內。

    咸豐四年(1854年),王錱率部與太平軍戰于岳州敗歸,左宗棠和巡撫駱秉章不僅未加懲處,反而曲意撫慰。因此,王錱對左宗棠感恩戴德,愿效死力。王錱篤信程朱理學,是一個狂熱的封建衛道士,所部老湘營專以《四書》、《孝經》和《小學集注》等封建典籍為課程,所到之處經常邀請地方大儒來營宣講儒學,極力向士卒們灌輸三綱五常。據說該軍每到夜間,“營門扃(jiōng)閉,刁斗之聲與讀書聲相聞”,成了一支頗有特色的地主武裝。王錱本人遵循程朱教條,嚴于律己,對所部將弁“恩誼最重”,但不準他們得錢發家。因此,在各支湘軍中以“紀律嚴肅”而有名,全軍雖不過3000余人,但卻非常兇悍。王錱本人外號“王老虎”,其部將如王開化,“其沖鋒陷陣,飆舉電發,雖賁育不足以喻其勇”。

    可見,這是一支用封建綱常、程朱理學武裝起來的,歷經數百戰的頑軍。咸豐七年(1857年)王錱戰死,余部由其親屬、部將統率。左宗棠一到長沙招兵,“諸王皆從之”,這就使楚軍有了主心骨。由崔大光等另募的3000多人雖是臨時招募而成,但其中也有不少久經戰陣的老兵。所以楚軍成軍的時間雖然很短,但卻并非烏合之眾;加上將弁們與左宗棠的特殊關系,所以就成為左宗棠手中一筆可靠的資本。這支楚軍從派系上說,是湘軍的一個支系。

    諸將皆募得楚勇,全軍募足預計人數6000人,定名為“楚軍”。“楚軍”的名號傳出,曾國藩聽后便不同意,因“湘軍”的稱呼是后人叫的,當時稱為“湘勇”。 “勇”與“軍”的不同之處,在于軍是清朝的“制兵”,即正規軍;而湘勇不是正規制軍,而是團練募得的民兵,表示因戰爭發生,地方召集民兵守護地方,是臨時性的,待戰爭結束即行解散。而金陵被攻破后,湘軍也的確被解散了。

    但左宗棠開始便自稱“楚軍”。曾國藩仍讓左宗棠稱“楚勇”,可左就是不聽。他說:“既然是皇帝讓召募,就該是大清朝的軍隊,就該稱軍!”

    “楚軍”的名號響亮,召募起來更順利。無知者認為左宗棠真是皇帝欽命的大將。有知者明知左氏違背體制,但也沒有辦法說服他的牛性子。

    左宗棠之所以不愿沿用湘軍名號,是因為他向來不甘屈居曾國藩之下,決心自辟乾坤。在楚軍組建過程中,他也確實總結和吸收了湘軍的經驗教訓,從而使楚軍具有一些不同于湘軍的特色。

    在士兵來源上,左宗棠改變了楚軍兵勇的籍貫構成,其所部多為“沅、湘、灃、資之產”,即士兵來自湖南各府縣,而不像曾國藩、曾國荃兄弟那樣主要招收湘鄉籍者。左宗棠認為,曾氏兄弟的招兵方法有很大弊病,“無論一縣難供數省之用,且一處有挫,士氣均衰”實在不高明。在營官的選用上,曾國藩的選材標準是“第一要才堪治民”,他摒棄舊綠營兵將弁和一般武夫,各營“悉以文員領軍”,即所謂“使儒生領農民”。這些封建士人一旦羽毛豐滿,就會像左宗棠那樣另立門戶。因為按照清朝職官制度,文員積功擢升,可由州縣、道府、兩司而巡撫、總督,自行開府統管一省或數省軍政。其實際權位可以很快比肩甚至超過僅有侍郎虛銜的曾國藩。連曾國藩也哀嘆這些人‘不肯寄人籬下”,“不愿在鄙人一腳下盤旋”。左宗棠則吸取了曾國藩的教訓,在選任營官時是“以勇敢樸實為宗”、“多用武人”。在最初的營官中,除親兵隊長張聲恒系農村三家村塾師出身外,其他如羅近秋、黃少春等均為湘軍勇丁出身,朱明亮為地方團練小武官出身。他們大都是以“驍勇”見長的“武夫”。論官職,最大的是副將,其余是游擊、都司、千總等,以后積功升一遷,最高爬到提督,依然歸督撫節制,也就只能在左宗棠“腳下盤旋”。唯獨營務處(相當于后世的參謀長)由義員主持。正職王開化,系王錱從弟,由他總理全軍營務,副職劉典、楊昌浚,都是與左宗棠一樣恪守程朱理學的“誠篤廉謹之士”。這是出于管理軍隊和參謀軍務的實際需要,但每遇要事,還須由左宗棠“獨斷”,權力仍在他這個主帥手里。

    楚軍在將弁構成上的這個特點,其好處是不致因為部將自立門戶而削弱力量。以后左宗棠轉戰各地,所部皆能隨征。但是,其部屬后來能晉升高級官職的很少,所以在湘淮系的派系爭奪中,左宗棠一系的政治勢力最小,致使左宗棠在統治集團內部斗爭中常處于寡助無援的境地。在編制上,采取營、總哨、旗等多種形式,新軍四營基本上按照舊湘軍編制,每營官兵500人;四總哨,每哨官兵320余名;老湘營四旗,每旗官兵360人;另立精銳八隊,每隊25人,作為主帥的親兵,又每營旗配置長夫200名,擔運軍需。楚軍的長夫比湘軍每營營夫多20人,其目的在于可使軍隊行動迅速,不致過多地騷擾地方,減少軍隊與地方的矛盾。各營戰后減員時,可隨時從長夫中去挑選補充勇丁,以保持軍隊的戰斗力。招募工作一開始,左宗棠就規定,“火勇、長夫等各須一律精壯樸實,毋得以吸食洋煙及酗酒、賭博市井無賴之徒充數。”這些做法,大體上仿照曾國藩創定的湘軍營制,又兼采王錱制定的“老湘營”旗制。

    這樣,楚軍就形成了混雜的編制,可以各隨其習,各揚其長。此外,關于將弁待遇,營官“坐糧每月二千五百余,行糧每月二千八百,散勇每名每月四兩二錢(火勇一錢,長夫一錢),召募成軍,每月口食錢每名百文”。召募經費、軍裝以及一月坐糧、一月行料總計約需銀六七萬兩,均由湖南巡撫撥款。

    六千楚軍成軍后,總管營務由王開化擔任,寧鄉劉典和湘鄉楊昌浚分別擔任副手。其實,他們三人正是楚軍的開山大將。

    楊昌浚(1826—1897),字石泉,號鏡涵,又號壺天老人,道光六年(1826年)九月初九出生于湖南省湘鄉縣神童鄉豐樂三十八都。他自幼家貧如洗,其父親楊仲明是鄉村的普通手工藝人。道光十五年,他9歲時母親病喪。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楊昌浚往左氏芭蕉山館拜羅澤南為師,學習程朱理學和武藝。咸豐元年(1851年),他考中生員。

    咸豐二年(1852年),太平軍進入湖南,他跟隨羅澤南在籍組織團練。咸豐四年(1852年)夏天,他跟隨羅澤南轉戰湖北;十月,羅澤南率湘軍所部攻太平軍于田家鎮對岸半壁山,楊昌浚逞勇先登,羅部接連攻下廣濟、黃梅,楊亦“積功”為訓導(縣學教官副職)。咸豐六年(1856年),他與劉蓉在家鄉辦理團防,升教授(府學教官);這年,他父親去世,回家守孝三年。

    楊昌浚跟著左宗棠干了幾十年,為之出了大力氣。楊為新編的楚軍管后勤,當時湖南已被多年兵戰弄得公私盡枯,但左宗棠說,他個人可以節儉,而軍隊不能缺少花銷,官兵的餉俸不能少于湘勇。

    湘楚等團練軍隊的餉源國家全不負責,曾國藩為軍餉吃盡了苦頭,但湘軍的待遇確實很高。綠營軍雖是國家的正規軍,守備部隊每兵月錢一兩,作戰部隊一兩五錢,騎兵月俸二兩,而湘軍士兵月俸六兩,將領更高,“將五百人者則歲入三千,統萬人者歲入六萬金”。左宗棠也想與湘軍一般,但很難做到了,由于多年戰爭,地方上的錢已枯竭了。楊昌浚苦搜苦刮,才給士兵湊足月錢四兩多,這個數也不算少了。每月全軍的開銷也要七八萬兩,巡撫駱秉章和楊昌浚拼命搜刮,才勉強維持。軍隊的困難,讓左宗棠感到苦楚,也養成了他的勤儉習慣,使他的楚軍上下較為廉潔,這也是想貪沒得貪的客觀現實所造成的。

    緊張操練赴戰場

    楚軍成軍后,拉到城郊金盆嶺訓練。練兵為了打仗,當時前線正在處處血戰,因此左宗棠對新兵的訓練很嚴格,偷懶者重打四十軍棍,開小差者斬。緊張訓練一個多月后,于咸豐十年八月八日(1860 年9月22日),左宗棠奉命率楚軍開赴江西。從此他就由幕后指揮策劃而殺上了鎮壓農民起義的第一線。

    還在左宗棠招募楚軍的時候,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部由貴州進入四川,清廷因左宗棠善于用兵,擬派左宗棠率部入川,阻擊石達開。但是左宗棠考慮到楚軍剛剛組建,人數不多,而四川軍政大權又掌握在總督滿洲貴族崇實手中,人地兩生,自己“資望既淺,事權不屬,欲提數千之眾專討賊之事,是何異以寸膠而救黃河之昏乎”,他決不愿將自己的這點血本白白送掉,特向胡林翼明確表示:“我志在平吳,不在入蜀。”其時曾國藩已實授兩江總督,欲留左宗棠相助,自然也不同意派左軍入川。胡林翼也認為他們的事業在長江下游,所以寫信給左宗棠說:“公入蜀則恐氣類孤而功不成”,又寫信給郭嵩燾說:“季公得林翼與滌丈左右輔翼,必成大功,獨入蜀中非所宜也。”于是,曾、胡等人紛紛陳奏。在這些實力派的反對下,清廷準其按原定方案留在湖南鎮壓太平天國,改派湖南巡撫駱秉章督辦四川軍務。

    當時的形勢急迫,湘軍與太平軍的戰斗達到了白熱化,哪一方稍微松懈,都將導致全線瓦解。

    自太平軍陳玉成、李秀成兩員年輕將領統軍,咸豐八年八月大敗江北大營德興阿、勝保軍,殲敵5000人;隨后進軍浦口,殲敵萬余,破了清軍的江北大營。十月,陳、李兩軍進攻安徽當時省會廬州,在三河鎮全殲湘軍大將李續賓湘軍精銳7000人,光被皇帝加封的官員就被打死400多人。咸豐九年,陳、李兩部向皖南縱深發展,占領了皖南所有鄉鎮。而楊秀清之弟楊輔清部也由福建挺入江西,圍攻景德鎮,支援皖南,圖謀江西。

    咸豐十年初,干王洪仁玕、忠王李秀成、英王陳玉成、侍王李世賢等,定下圍魏救趙之策,派李秀成兵進杭州,牽動江南大營,然后回師進攻江南大營。

    果不其然,這么一打,清軍迅速回師江南大營,咸豐十年二月,李秀成兵進杭州,打死巡撫羅遵殿,江南大營分兵救杭州。李秀成回師,與陳玉成、李世賢、楊輔清合攻江南大營,一舉攻破,欽差大臣和春、提督張國梁、巡撫王有壬敗死。江南、江北大營瓦解,李秀成經營蘇南和浙北、陳玉成兵進安徽、楊輔清等回師江西。太平軍的戰斗,又出現了如咸豐六年前的一個大好局面。

    江南大營被攻破之時,左宗棠尚在宿松大營。左、曾對此事有過議論,曾國藩向來喜怒不形言表,只說四五萬人馬,經營七八年,十多天被毀了,不堪設想呀!

    左宗棠卻直言:“有何遺憾的!這個膿包早晚要被點穿,早點戳破太好了!”

    曾國藩的三角眼直望著左宗棠。左宗棠話既出口便收不住:“江南大營早已腐敗不堪,將官貪侵,士兵嫖賭。兩江總督何桂清想借之成為中興名臣,朝廷倚之為干城,卻把湘軍不當回事。真是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如今江南大營覆滅,我看他皇帝老子還依靠誰去!”

    曾國藩見他口無遮攔,但所言者卻是他心里想的。咸豐帝外怕洋人,內懼漢官,早在六年前,湘軍攻克武漢,咸豐已下了諭旨,授他湖北巡撫,未待他寫好辭折便又收了回去。

    如今江南大營瓦解,何桂清臨陣脫逃,咸豐急得寢食俱廢,與肅順商量讓誰做兩江總督。咸豐說讓胡林翼去做,讓曾國藩做湖北巡撫。肅順奏稱,六年前已授過他湖北巡撫,然后收回,如今再授之此職,顯得皇上恩德不重,不如直接以曾為江督,曾胡二人感情甚洽,二人合作,東南的事一定可以做好。

    曾國藩知道內情之后,內心十分憤懣:自己領湘軍沖殺這么多年,在四顧無人時,皇帝仍不肯放權給他,寧可把江督授給胡林翼。皇帝對他寡恩如此!自己憋在肚子里,真不如左宗棠罵出來痛快。

    曾國藩既得兩江總督之位,控制了長江兩岸的局面,便讓左宗棠率楚軍下江西,他專力進攻安徽。

    左宗棠也深知,此時是自己乘勢而起之時,便聽從曾國藩,揮師入江西。

    1860年9月末,楚軍進入江西。一路與小股太平軍接觸,打了幾個勝仗,11月初抵達景德鎮。太平軍從南康、贛州挺進景德鎮,左宗棠派王開琳率軍迎戰,三戰三捷。太平軍再攻德興,左宗棠派王開化、楊昌浚在香墩埋伏,奇襲得勝,占領德興。兩天后,又在婺源擊敗太平軍,打得德興、婺源太平軍敗回浙江。

    左宗棠出師實戰,盡得全勝。

    由于湘軍全力攻皖南,包圍了陳玉成的駐地安慶。安慶是南京西南的重要門戶,據長江中游,扼鄂、豫、蘇、浙、贛五省咽喉。太平軍為解安慶之圍,以陳玉成、李秀成兩軍沿江西進攻武漢,以便牽動包圍安慶的湘軍。

    但是,曾國藩深知安慶的重要性,他寧可冒武漢被破之險,而絕不撤安慶之圍。

    于是,在長江兩岸,再度出現了血戰。這次血戰,左宗棠的楚軍發揮了很大作用。

    “西征”南路大軍三十萬由李秀成、李世賢、黃文金等將領率帶,由蘇南、浙江經江西向武漢推進。黃文金數萬人一路西進,接連攻克彭澤、昌都、鄱陽。攻克婺源后,左宗棠準備進攻徽州。他見黃文金攻勢猛烈,便收兵回守景德鎮、婺源、浮梁,堵擊黃文金的西進。

    黃文金綽號黃老虎,少年即參加太平軍金田起義,作戰十分英勇,是攻破江南大營的主將之一。12月中旬,黃文金五萬人馬與楚軍戰于馬鞍山,左宗棠趁其立足未穩,發起猛攻,取得勝利。

    黃文金自然不肯認輸,整軍再戰。曾國藩駐守祁門,聞左宗棠與黃老虎大戰,知楚軍兵力不足,楚軍如果失敗,黃文金兵進祁門,包圍安慶的大計將受到極大影響。

    太平軍準備再度大舉進攻,曾國藩急忙調鮑超部隊增援。鮑超是有名的勇將,左宗棠則善于謀略,二人定下一計,由鮑超率部正面出擊,楚軍守屯,另外派一支人馬埋伏后路。1871年1月,性子急躁的黃文金欺楚軍兵力單薄,冒著大雪進攻楚軍。鮑超性子更急,催軍迎戰。黃文金只顧迎擊鮑軍,而其進路突為楚軍所阻。鮑軍如風雷之勢,向黃文金發起攻擊,一舉殲滅其4000余人。左、鮑率部乘勝追擊,連占德興、廣信。楚軍這一勝利,使祁門湘軍轉危為安,曾國藩亦絕處逢生。于是他上奏清廷,為左宗棠表功,“以數千新集之眾,破十倍兇悍之賊,因地利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將略,度越時賢”,“臣在祁門,三面皆賊,僅留景德一線之路以通接濟,該逆欲得甘心,賴左宗棠之謀,鮑超之勇,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乃得大挫兇鋒,化險為夷”。清廷下詔給予嘉勉,并提升左宗棠為太常寺卿,改幫辦江南軍務。

    左宗棠成了兩江總督軍務的副統帥。

    曾國藩令他留在江西,防止太平軍向皖南增兵,這在軍事上稱“圍點打援”,曾國藩包圍安慶一點,左宗棠打擊向安徽增援的太平軍。

    左宗棠在江西的作戰突出其戰略特點,這就是樂平、景德鎮、婺源戰后,夏炘為他總結的“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的特點。夏炘是左宗棠在江西作戰中交的朋友,夏經常和左討論學問和兵法,為他籌糧籌餉。夏炘了解左軍的戰斗情形,也深知了左氏的作風。左軍的作戰,扎扎實實,步步為營,艱忍耐苦,既“慎于前攻,亦慎于后顧”。攻下一地則堅決守住,使所取之地不斷擴大,由點成面,成為一塊鞏固的根據地。

    夏炘的總結是有見地的。左宗棠在江西的攻守確實如此,他攻下江西重鎮,鞏固駐守,成為湘軍進攻皖南的大后方,為之打擊太平軍的援軍,為之供應糧餉,使湘軍戰敗了皖南的陳玉成軍。

    皖南勝利后,太平軍的失敗已是時間問題了。對此,左宗棠在戰略上的確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左一生行事都有股牛勁,做湘幕時僅是一個幕僚,但卻是實在的省長,幾年為湖南和周圍四省籌餉籌械,從不動搖,西征新疆,更堅持寸尺必得必守的原則。而太平軍的失敗,就是由于缺少這一原則,他們攻下一城,隨得隨失,不去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導致最終失敗了。

    此后,左宗棠留軍守景德鎮,7月上旬,他自率4000人東進,移駐皖南婺源。11月初,又移贛東廣信。此時,他的部隊已擴充至7000余人。

    太平軍李世賢部進取贛北、皖南失敗,轉而向防衛力量薄弱的浙江進軍,并連克浙西、浙北和中部的許多重鎮。隨后,李秀成統率七十萬人的大軍,也由江西入浙,于1861年7月上旬進圍省城杭州。消息傳至北京,新政的慈禧急召文武百官商議,眾官齊力推薦左宗棠,“只有改任左宗棠為浙江巡撫,浙江方能保全”。當時,督撫浙江的王有齡和杭州將軍瑞昌自知無力挽回局勢,便也主動奏請朝廷令左宗棠督辦浙江軍務。1862年1月23日,慈禧太后授左宗棠為浙江巡撫。由此開始,左宗棠便步入了封疆大吏的行列。

    巡撫浙江督軍務

    1861年8月22日,咸豐帝病死于熱河承德的行宮,年僅6歲的皇太子載淳繼位,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協辦大學士兼戶部尚書肅順等八人受遺命總攝朝政,定第二年改元祺祥。

    11月1日,載淳的生母慈禧太后回到北京,聯絡恭親王奕等人,于次日發動政變,解除了八位贊襄政務王大臣的職務,并處死肅順等人,改年號為同治。自此,慈禧太后開始執掌清王朝的最高統治權。

    慈禧,滿族,姓葉赫那拉,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835年11月29日)出生于北京,也有說法生在山西。滿洲鑲藍旗也有說法是漢族人,后抬旗入鑲黃旗。其先祖屬葉赫部(今四平附近,四平市鐵東區葉赫滿族鎮)。父惠征,曾任安徽徽寧池廣太道道員,母富察氏。同治帝立,尊為圣母皇太后,尊號為慈禧太后。

    慈禧像

    1861年9月5日,太平軍堅守了近九年之久的戰略要地、天京上游的西大門安慶,被曾國荃等部的湘軍攻陷。此后,湘軍主力順江東下,逐步向天京進逼。

    而另一方面,太平軍李世賢、李秀成等部大軍在浙江境內卻勢如破竹:李世賢部繼攻取龍游、湯溪和金華等府縣之后,又于9月底10月初連下浦江、義烏、東陽,10月20日占領嚴州,此后分為兩支,26日占領蕭山,29日攻克諸暨,11月1日攻取紹興;李秀成部大軍則于10月5日圍衢州,11日撤圍赴湯溪,14日下新城,16日克臨安,20日占領余杭,隨即進攻杭州。

    慈禧太后當政后,于十月八日(11月20日)命曾國藩統轄蘇、皖、贛、浙四省軍務,提鎮以下悉歸其節制。曾國藩在準備調派湘軍順流東下、直取天京的同時,就考慮到需別遣一軍進入浙江,以牽制太平軍。在曾國藩的心目中,入浙之人非左宗棠莫屬。

    早在楚軍出湘之始,左宗棠就注意到浙江這個江南最富庶的省份,他特向曾國藩提出過先固浙江再圖蘇常的建議,有意入浙自辟乾坤。太平軍大舉入浙后,他又一再致函曾國藩,“毅然以援浙為己任”。

    11月20日,清政府發布諭旨,令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督以下各官員全都歸其節制,并著速派太常寺卿左宗棠馳赴浙江,剿辦賊匪,浙省提鎮以下各官,均歸左宗棠調遣。同日,又根據瑞昌、王有齡的奏請,下達諭旨,任命左宗棠督辦浙江軍務,要曾國藩“即飭左宗棠帶領所部兼程赴浙,督辦軍務”。至12月17日,曾國藩又會同江西巡撫毓科,上奏清廷,請以左宗棠一軍援浙。由于草擬奏折時,他們尚未收到清政府關于任命左宗棠督辦浙江軍務的諭旨,因而寫道:

    自紹興失守,杭州危急,臣等日夜憂皇,以浙江一日不靖,則江西一日不安,而大局亦終不能轉。屢次函商,謀所以救浙之策,無如地廣兵單,不敷分布;……唯幫辦軍務太常寺卿左宗棠,久駐廣信,距賊較近。其平日用兵,取勢甚遠,審機甚微。近日屢與臣等書函,毅然以援浙為己任。督臣慶端,撫臣王有齡,亦奏請左宗棠統軍入浙。臣等往返熟商,即請左宗棠督率所部進援浙江,并將駐防徽州之臬(niè)司張運蘭,駐防廣信之道員屈蟠,駐防玉山之道員王德榜、參將顧云彩,駐防廣奉之道員段起各軍,及副將孫昌國內河水師,均歸左宗棠就近節制調度。兵力稍厚,運調較靈,于援剿浙、皖之時,仍步步顧定江西門戶,庶乎三省全局有裨。

    于是清廷命左宗棠“督辦浙江軍務”。其時太平軍已席卷浙江全境。太平軍李世賢部在進取贛北、皖南失敗后,轉而向防衛力量薄弱的浙江挺進,連克浙西、浙北和中部許多名城重鎮。隨后由李秀成統帥號稱70萬人的大軍,也由江西進入浙江,決定集中力量經營東南。十一月二十八日,李秀成率各路太平軍一舉攻破浙江省城杭州。清廷浙江巡撫王有齡自縊而死。太平軍圍攻杭州的消息傳到北京,刑部高延佑等即上奏清廷,稱浙江巡撫王有齡等在太平軍進攻下一籌莫展,應改任左宗棠為浙江巡撫,則浙江可保。王有齡和杭州將軍瑞昌也自知無力挽回局勢,也曾主動奏請左宗棠督辦軍務,代駱秉章為湖南巡撫的毛鴻賓等隨同呼吁,認為只是統帶兵勇不能盡左宗棠之才,應該授以封疆重任。曾國藩于是密奏清廷,稱王有齡于浙撫一職實難勝任,建議改任左宗棠撫浙。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1862年1月23日),清廷根據曾國藩保薦,任命左宗棠為浙江巡撫,自此,左宗棠進入上層統治集團。

    左宗棠立即向清廷上奏疏,分析國內戰爭形勢,提出了征剿太平軍的戰略計劃:

    浙江全省自金華、嚴州、處州失寧,紹興、寧波、臺州相繼淪陷,局勢全非。自江西入浙之道,遍地賊氛,勢非節節攻剿,不能深入。節節攻剿,又恐曠日持久,餉竭兵疲,先已自困,勢非蹈虛乘瑕,誘賊野戰不可。以東南大局見在言之,湖北江西一律肅清,皖北逆氛漸熄,群賊悉萃江浙二省。如各路統兵諸臣聲勢聯絡,力保完善之區,以規進取,從此漸逼漸進,庶可作士氣而掃賊氛,利戎機而速勘定。以江浙見在局勢言之,皖南守徽池以攻寧國、廣德,浙江守衢州以規嚴州,閩軍嚴遏其由浙竄閩以繞犯江西之路,然后餉道疏通,米糧軍火接濟無誤,諸路互相知照,一意進取,得尺則尺,雖程功迂遠,實效可期。此定之局也。

    太平軍攻克杭州后,清廷十分震驚。當時浙東、浙西、浙北,除衢州尚有清軍盤踞外,主要府縣均為太平軍李世賢、汪海洋等部所據有。曾國藩在上清廷的奏疏中分析浙江局勢,認為“全浙唯衢州一府可以圖存”。于是清廷諭令左宗棠速入衢州,以圖金華、嚴州兩府,再圖收復全浙。左宗棠上奏疏,表白了自己不同意首先增援衢州的見解:

    臣前奉諭旨辦浙江軍務,甫三日即接徽防將楊輔清犯徽之稟。臣深恐徽婺疏虞,則江西饒廣腹地,防不勝防,而衢州又成孤注。不得已派馬步三千交劉典,為固婺援徽之計。擬此軍由徽入浙,臣由玉山入浙。旋賊眾數萬,已由遂安踞開化,逼婺東,與徽郡城相首尾,其勢又出官軍之后。頻年東南賊蹤,每遇堅城,必取遠勢包圍,待自困而后陷之。辦賊之法,必避長圍,防后路,先為自固之計,乃可以制賊而不為賊所制。臣若先入衢州,無論不能固江皖邊圉,亦且不能壯衢州聲援,一墮逆賊長圍詭謀,又成糧盡援絕之局。故決計由婺入浙,先攻開化,以清徽郡后路,分軍由白沙關扼華埠,收遂安,俾饒廣西郡相庇以安,然后由遂安以援衢州,目前固不能舍衢前進也……

    左宗棠在上述兩個奏疏中提出了他“收復”浙江的戰略觀點。

    第一,鑒于太平軍已占領浙江絕大部分地區,而左軍人數又少,因此必須采取“蹈虛乘瑕,誘賊野戰”的戰術,如果以較少的兵力節節攻剿,或打攻堅消耗戰,都將無法達到預期作戰目的。

    第二,由于太平軍經常采取遠勢包圍、截其后路的戰術,左軍進取浙江時要特別注意“避長圍、防后路”,只有先自固,然后才能在戰場上爭取主動,即制太平軍而不能為太平軍所制。基于這一點,他非常注意自己野戰兵力的運用,以期適時捕捉戰機,在運動戰中殲滅太平軍主力,而決不可貪攻城奪地之利,以陷太平軍的包圍之中。

    后期左宗棠在浙江對太平軍的征剿,基本上都是上述思想的引申。只是因為清政府逐漸增加了他統率的兵力,才使他可以有足夠的力量鞏固其所占地區,免去了后顧之憂,才在余杭、富陽等城打了些攻堅戰。

    調兵力衢州解圍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清廷已經授予左宗棠浙江巡撫之職,緊隨其后的,便是要他火速救援衢州。

    此時,左軍雖然略有擴充,卻依然只有8000多人。此前,曾國藩將江西的景德、湖口二鎮的厘稅,以及婺源、樂平、浮梁三縣的錢漕收入撥給楚軍以充軍餉,這么小一塊“食邑”,當然無法養活這么多人馬,盡管江西巡撫有時按照廷旨也會撥點款彌補,但是數量有限,根本指望不住,因此,入浙之前,剛剛建立才一年多的楚軍,欠餉就長達半年。關于此時楚軍的軍餉問題,當時左宗棠曾經在給郭嵩燾的信中談道:“索餉之說,兄向所不諳。‘疲纏’二字,不欲人之加諸我,亦不以加諸人。自十余歲孤陋食貧以來,至今從未嘗向人說一‘窮’字,不值為此區區撓吾素節。敝軍餉項已欠近五個月,滌公不得已以婺源、浮梁、樂平三縣錢糧、厘金歸我,實則浮婺皆得之灰燼之余,樂平則十年未納錢糧,未設厘局,民風刁悍,甲于諸省,仍是一枯窘題耳。”

    進入浙江之后,要和數十萬太平軍作戰,靠這點人馬,顯然是不現實的。因此,他奏調蔣益澧(lǐ)、劉培元等率部編入浙軍。根據這樣的實際情況,清廷下詔,命令廣東的粵海關、福建的閩海關、湖北的江漢關,以及湖南、江西分攤浙江軍餉,以使左宗棠有足夠的軍費。然而,遠水解不了近渴,這些部隊來到浙江尚需時日,眼下救援衢州的事情正急如星火,而上述地區承擔的軍餉,后來證明也根本無法落實,完全成為畫餅充饑。

    當時,衢州有8000守軍,由總兵李定太率領,城池被圍之后,連連告急。后來,李元度率八千安越軍前往救援,也陷入重圍,和李定太一起,拼命求救。

    左宗棠此時也只有8000余人,相當于二李總兵力的一半,他認為,如果從衢州入手,貿然前往,“斷無自全之理”,必然重蹈李元度的覆轍,最終三路人馬將全部難逃厄運。因此,盡管清廷一再發布上諭,命令他火速救援衢州,但左宗棠認真分析形勢之后,果斷作出決定,不直接發兵衢州,而是朝另外的方向,對著開化、馬金、遂安等由輔王楊輔清把守的地方發動猛攻,并迅速將這些地方攻克。

    同治元年(1862年),左宗棠攻占遂安縣城,12日,入城布置城守事宜,留老湘營留守遂安;次日,拔營再援衢州。15日,行抵常山璞石。其時,太平軍李世賢部從龍游、壽昌分三路進圍衢州府城,另一支自遂昌往江山。衢州鎮總兵李定太及駐守江山之署浙江布政使李元度,各擁兵8000人,皆不能戰,迫切呼援。18日,左宗棠馳抵常山水南地方,探聞太平軍分支屯駐招賢一帶,阻隔衢州與常山、江山通道。次日,即調劉典等督軍分路進攻。太平軍猝不及防,敗退,衢州糧路被打通。

    4月初,左宗棠派隊赴援江山。4月13日,親督率各軍進扎江山縣石笏(hù)地方。14日,在小清湖擊敗李世賢部。16日,分路進攻石門花港。經反復激戰,于20日攻破太平軍營壘。李世賢部東走龍游、壽昌、蘭溪,返金華。左宗棠正議回師衢州,又逢太平軍楊輔清部由皖南寧國進入浙江,經昌化南下遂安,于是改變計劃,令劉典率軍由華埠、馬金自率親兵及各營由常山進駐開化。

    5月13日,楊輔清部退回到皖南。左宗棠自開化還軍,于5月31日馳抵衢州西北的沐塵。左得知李世賢已從東、南、北三面聚集重兵圍困衢州,而西路常山已有劉培元一軍駐扎,遂令新到的王德榜、屈蟠兩軍進江山,而自率各軍由北路進擊。

    6月8日,左宗棠指揮新任按察使劉典,道員屈蟠、王德榜及總兵劉培元、李定太等分九路并進,在龍游附近擊敗李世賢部。15日,李再戰,又失利,遂從龍游退守金華府。這時太平軍內部存在著太平軍與廣東“花旗”的嚴重矛盾,加上將帥之間“自相猜貳”,大都不接受李世賢號令,所以難以組織強有力的攻勢。6月20日,天王洪秀全命李世賢率軍回救天京。

    從全局看,此時太平軍已處于被動地位,而左宗棠指揮的軍隊屢經擴編和增調,總數已達3萬人,而且配備了不少外國侵略者提供的新式槍炮,實力大為增強。

    7月3日,左宗棠分南北兩路繼續東進,一路由劉典、楊昌浚率領進攻衢州北部地區,連破太平軍營壘三十余座;另一路由劉培元、屈蟠、王德榜等指揮攻破太平軍衢州東南兩面的營壘,迫使太平軍退守龍游、蘭溪等處,衢州圍解。

    圍追堵截戰余杭

    衢州雖然安全了,但以后的形勢依然十分嚴峻,面對數十萬之眾的太平軍,左宗棠兵力實在單薄,而清廷分攤各省的軍餉,絕大部分又只是一張空頭支票,根本無法落實,盡管左宗棠后來最大限度地擴充浙軍,也只能達到三四萬人,遠遜于曾、李所部的兵力,而這種擴軍,已經拖欠浙軍大量的軍餉。

    即便如此,也不能將這三萬余人全部投入浙江戰場。浙軍攻克嚴州、富陽之后,本來可以較順利地一鼓作氣,乘勝攻克杭州,但此時安徽方面的太平軍先后攻克皖南諸多城鎮,浙軍只能按照曾國藩的命令,抽調劉典、王文瑞一萬多人馬前往增援,經過數月苦戰,將那里的太平軍擊退。

    此時,曾國藩要求這一萬多浙軍繼續深入皖南,長期在安徽境內和曾軍進行會剿,這一次,左宗棠拒絕了曾國藩的命令,他只留下由王開琳率領的3300人駐守徽州屯溪鎮,將其余8000人全部撤回浙江。事后證明,左宗棠這一決定是非常正確的。

    此時,浙軍已經開始進攻杭州,可是離杭州六十里的余杭也駐有太平軍重兵,如果單攻杭州,余杭的敵軍必然會進行支援,將會使攻城部隊腹背受敵,處于十分危險的境地,因此,必須在攻打杭州的同時,也攻打余杭。這樣,就只好將兩萬余人分開,同時對杭、余兩城發動進攻。本來就嚴重兵力不足,一分為二之后,就更顯單薄了。此時,離杭、余二城不遠的湖州,聚集著大批太平軍,一旦他們趕來增援,攻城浙軍將面臨險境,因此,調回8000人阻擊援兵,顯然十分必要。

    李世賢因急于擺脫左宗棠糾纏,以回援天京,于六月中旬以攻為守,調大軍分兩路直取遂安,奔襲左軍后路。于是左宗棠調劉典等九營4000人回援。六月二十日,劉典等部與太平軍戰于遂安東南。二十七日(7月18日),李世賢退回金華,將兵力集中于金華、蘭溪、龍游、武義一線,作堅守打算。左宗棠統兵進入浙江以來,由于太平軍將士的英勇奮戰,使其進展相當緩慢,入浙八個月始終未能越過衢州一線。直至同治元年八月上旬,新任浙江布政使蔣益澧率廣西左江鎮總兵高連升、副將熊建益的湘軍8000人從廣西經湖南開抵衢州,戰局才開始發生變化。七月,清軍攻陷處州府,閏八月十三日(10月6日),蔣部高連升一軍攻陷嚴州府壽昌。李世賢見一時無法擊潰左宗棠的進攻,只好派將分兵扼守金華、湯溪、龍游一帶,阻截清軍東進。他自己則于是年閏八月(1862年10月上旬)奉洪秀全之命,率精兵7萬多人馳救天京。此時,浙江太平軍力量頓時薄弱。重點設防的龍游、湯溪等城,真正能作戰的留防士兵不過數千人。群龍無首,自然會亂成一團,部隊統帥不在,留浙各支太平軍沒有統一的指揮,士氣下降了很多,甚至有些將領選擇了投敵變節。而這一切,對左宗棠來說,都是非常好的機會。此后,不到半年時間,清軍相繼攻陷湯溪、龍游、蘭溪、金華、武義、永康、東陽、義烏、浦江、諸暨等地,特別是攻下了嚴州西北的軍事要地桐廬。桐廬位于浙江中游,自桐廬七里瀧徑下地勢漸平,江面漸闊。由于桐廬失守,太平軍在杭州上游的重地只有富陽(屬杭州府)一城了,浙西防線因而全部潰垮。為指揮各軍沿江直取杭州,左宗棠于同治二年正月下旬(1853年3月中旬),將大本營從金華移至嚴州府治(在浙江上游),派蔣益澧逼攻杭州。

    在浙東方面,英法侵略聯軍于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5月10日)悍然進攻寧波的太平軍。當時英國有戰艦4艘,水兵330人,由“爭勝”號艦長刁樂克統帶;法艦兩艘,水兵70余人,由“伊臺”號艦長耿尼統率。經過激戰,太平軍戴王黃呈忠、首王范汝增受重傷撤退,法艦長耿尼亦被擊斃,由“孔夫子”號艦長勒伯勒東繼任統領。此外,刁樂克在寧波當地招募了中國游民1000人,由英軍軍官訓練、統帶,組成中英混合軍,稱“常安軍”和“定勝軍”,又稱 “綠頭勇”;不久,法國人寧波海關稅務司日意格等,也招募了400名士兵,頭戴花巾,稱“花頭勇”,后陸續擴充至1500人,組成中法混合軍,取名“常捷軍”。中英、中法混合軍成立后,就伙同清廷已革道臺張景渠,攻占慈澳、余姚,奪得奉化。此后,雙方展開了拉鋸戰。

    這時,清廷還應法國公使之請,任命勒伯勒東為署浙江總兵,帶“常捷軍”1500人防守寧波。寧波作為對外貿易的一個重要口岸,在軍事上居于重要地位。通過寧波,既可以輸入軍火、糧食等重要補給品,又可以取得海關稅這筆重要收入。因此,左宗棠對寧波是很重視,他委派史致諤署理寧紹臺道,并明確指出:“浙中餉源全在寧波海口,此處無人籌劃,終無自立之理,仰面求人,其效已可睹也。”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六日(3月15日),清軍占領紹興,而“常捷軍”頭目法人勒伯勒東被太平軍擊斃。鎮海、臺州等地,也先后被地方地主武裝和中英、中法混合軍所奪占。二月初,張景渠又占領蕭山,逼近杭州。這樣,浙境太平軍的力量更為削弱,“金華、龍游、嚴郡、溫、臺等處陸續退守,兵屯富陽”。李秀成的部將聽王陳炳文、歸王鄧光明亦增援富陽,以保杭州。二月,左宗棠水師由副將楊政漠率領在富陽擊毀太平軍船只數百艘,太平軍全局崩潰已不可避免。曾國藩對此十分高興,致函左宗棠說:

    閣下受事于糜爛之后,如大海巨颶櫓傾楫摧,一理陰云解駁,稍睹畔岸,遠近智愚,疇不怍慰!

    皖南太平軍為牽制左軍東進,分兩路由皖入贛,以攏左宗棠后方:一路由歙(shè)縣、休寧準備越過婺源,直取江西的德縣、樂平;一路由黔縣準備越過祁門進取江西浮梁、景德鎮。為鞏固后方,左宗棠不得不將劉典一軍8000余人調回建德(嚴州府治)轉向皖南。這時由左宗棠直接指揮的兵力雖有3萬余人,但相當分散,除劉典、王開琳兩軍一萬余人(王開琳部3000余人)部署在皖南外,還有萬人左右分守下游的新城、桐廬和上游的淳安、遂安以及衢州、金華、嚴州等地。進攻富陽的部隊只有蔣益澧1萬多人,加上軍餉缺乏,瘟疫流行(左宗棠軍前后病死4000多人),所以在富陽與太平軍相持五個多月,毫無進展,左宗棠自己也得了瘧疾,陷入一籌莫展的境地。最后他決計求助于法國人組織的洋槍隊。同治二年七月二十六日(1863年9月8日),左宗棠將浙東德克碑的“常捷軍”1500人調至,配合蔣益澧進攻富陽。八月初七日(9月19日),清軍與“常捷軍”聯合攻破富陽城外卡壘,翌日占領富陽城,高連升部亦破新橋,并進而攻杭州。九月初六日(10月18日),太平軍聽王陳炳文、歸王鄧光明集中一萬余人分四路反攻,被擊敗。十月十八日(11月28日)太平軍再次從杭州反擊,又被高連升與“常捷軍”擊退。十一月初十日(12 月20日),左宗棠從富陽趕至余杭督師,雙方在杭州、余杭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

    曾國藩為了迅速絞殺太平天國運動,在奪得安慶重鎮之后,他進一步加強了進攻部署。早在同治元年三月(1862年4月),他派李鴻章率領淮軍至上海,以上海為基地,全面進犯蘇福省。同年四月又讓其弟曾國荃率湘軍東下,圍攻天京。加上左宗棠率部進入浙東,攻陷富陽、撲犯杭州,太平天國處于三面夾擊之下,完全陷入被動挨打、其防線逐步瓦解的局面。十月二十四日(12月15日)太平軍的長江下游的主要城市蘇州失守,守城將士也出現了變節投敵的情況:其守將郜永寬等八人刺殺了慕王譚紹光,向淮軍投降。叛變事件也在浙江不斷出現。從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七日到同治三年正月初八日(1863年12月17日到1864年2月25日),由于平湖、乍浦、海鹽、澉浦、嘉善、海寧、桐鄉等地的守將紛紛投敵,杭州成了一座孤城。

    同治三年正月初九日(1864年2月15日),左宗棠將提督黃少春一軍從余杭調至嚴州,以遏阻從皖南援浙的太平軍。這時,皖南太平軍已由績溪進入昌化(屬杭州府),并南下淳安、遂安(嚴州府屬),威脅左軍后路。左宗棠做了嚴密的防務:命魏喻義自新城南屯嚴州,喻得成屯金華,戴奉聘屯衢州,并調王開琳部“老湘軍”由屯溪下趨淳安。正月十五日,王開琳會合黃少春部擊敗太平軍于遂安之昏口,太平軍分走婺源(皖南)、玉山(贛東)。二月十八日(3月25日),進入浙江北部的淮軍攻陷嘉興,杭州太平軍更失掎角之勢。城內個別將領圖謀通敵。二十一日(3月28日),蔣益澧、高連升等用大炮轟塌城垛三丈。二十三日后半夜,聽王陳炳文棄城北走。二十五日清晨,左軍攻陷杭州,蔣益澧、高連升等部及德克碑的中法混合軍入城后即大肆搶劫。同一天,太平軍康王汪海洋也棄余杭北走武康(屬浙江湖州府),清軍康國器等占領余杭城。三月初二日(4月7日),左宗棠進駐杭州,始申虜獲之禁,婦女財物各從其主,有敢取自賊中者,罪之。禁軍士入民居,招商開市。

    在杭州的爭奪戰中,太平軍堅忍不拔,楚軍屢攻不下,傷亡嚴重,幾次遭潰敗。直到1864年3月,由于嘉興被楚軍攻陷,杭州的糧道和交通線都被切斷,無法據守,守將陳炳文動搖出走,錢桂仁率部千余人獻城投降,杭州城才被拿下。左宗棠獲加太子少保銜。8月,左宗棠主部攻陷湖州,受封為一等恪靖伯。

    蘇浙根據地瓦解,蘇杭陷落。在太湖地區抗擊中外反動武裝的太平天國此后失去了回旋余地,不得不舍棄蘇浙,“就食江西”。三月初四日(4月9日),左宗棠遣楊昌浚率軍攻陷武康。初五日,太平軍石門(屬嘉興府)守將鄧光明投降。同日,李世賢、楊輔清、汪海洋退至昌化。以后,李世賢由皖南進入江西,汪海洋、陳炳文等轉戰浙皖;黃文金、楊輔清則留守湖州,與清軍在湖州一帶激戰兩個多月。

    七月十二日(8月13日),干王洪仁玕亦至湖州。其時湘軍、淮軍已向胡州合擊,二十五日(8月26日),湖州城南門守將陳學明向蔣益澧投降。二十六日,洪仁玕、黃文金等決定放棄湖州,西走江西。二十七日(8月28日),左軍將領蔣益澧、高連升以及“常捷軍”首領德克碑會同淮軍將領郭松林、潘鼎新、張樹聲、劉秉璋等占領湖州府城。二十八日,由湖州西走的太平軍被左軍在梅溪擊敗。同日,楊昌浚經過月余的進圍,占領湖州府西境的安吉縣城,并追至孝平。

    七月底八月初,黃文金與洪仁玕、黃文英、李繼佑等,在皖南作戰失利后東走浙江昌化。八月初五日(9月5日),黃文金病死,黃文英統率其軍。初七日,在昌化白蛇嶺被左軍擊敗西走。初八日,左軍在浙皖交界處之蜀口再敗太平軍。十八日,黃少春在遂安十六都迫使太平軍兩萬余人投降。八月下旬,左軍分別在常山、江山一帶擊敗太平軍。太平軍在皖浙作戰相繼失利,紛紛轉入江西,浙江境內的戰事基本結束。同治三年九月六日,左宗棠上奏朝廷,稱浙江太平軍已全部肅清。這樣,左宗棠又為清王朝建立了“規復浙江”的大功。

    李世賢在江西聽到天京已破的消息,與康王汪海洋率部轉移到福建,相繼攻克汀州、漳州等城,建立了根據地。清政府采取分進合擊的方針,派左宗棠督楚軍從江西、浙江分道攻入福建。

    赴閩督戰追余部

    早在同治二三年間,當左宗棠所部的蔣益澧一軍,正以萬人之眾圍攻杭州,李鴻章的淮軍正由蘇州進攻常州,曾國荃在南京城外包圍圈逐步縮小,太平天國形勢日趨險惡之時,左宗棠便預料到,清軍各路人馬只知集中全力進攻那些名城大邑,卻忽略了防堵太平軍可能突圍退卻的必經之路。于是他特上一折,提出了防堵太平軍的意見。

    金陵寇勢已蹙(cù),句容、溧陽、廣德均為賊據,其必由此逃竄,殆無可疑。臣三次函商曾國藩,遠防不如近剿,請其注意廣德。設寇由廣德竄入皖南腹地,晝夜疾馳,不數日即可出險,恐寧城各將,來弗擊,去弗追,終成不了之局也。曾國藩所慮,以無大支游擊之師。臣竊以為賊勢實窮,官軍兵力亦未為薄,如權緩急應之,蘇州既克,杭州之圍正急,海寧、嘉興之賊,不足為蘇州之患也。常州陳坤書,李鴻章言其不甚耐戰,暫舍不攻,金陵破,常州必應手而下。唯溧陽守賊李世賢狡悍著聞,賊竄必假道于此。李鴻章如暫緩嘉興不攻,由無錫移軍急攻宜興、溧陽,西北與曾國藩溧水守軍聯絡,縱未能即拔,較空此一路任賊竄過,自為騰之。曾國藩力持堅寧之議,見正布蓋皖南、江西防兵,固為老成之見。然賊知我以堅守為主,必不攻,各將以堅守為事,必不戰。倘賊舍城不攻,從間道疾馳而過,恐調撥尾追亦有所不及。何如厚集兵力,扼廣德、建平、東壩,與李鴻章一軍聯絡之為得乎?臣思慮所及,敢畢獻其愚。

    按照左宗棠的看法,金陵、杭州、嘉興等地雖然仍在太平軍固守之中,但早晚必為清軍攻破。問題在于:太平軍在蘇浙皖交界處的溧陽、廣德等地仍有很大一部分兵力,假使曾國藩的蘇皖之軍不與李鴻章的上海軍東西聯成一氣,在南京與蘇州之間形成一條堅固的封鎖線,那么萬一太平軍自皖南贛東一帶突圍,與李世賢部會合,那時即使攻占了金陵等大城市,但整個戰局卻也成為不了之局。左宗棠的分析是有見地的,但是他的建議雖然高人一籌,卻并未引起清廷的重視。當時曾國藩正集中全力攻打南京,自無游擊之師可調,李鴻章又借口常州未破,他的軍隊不能越常州而遠攻溧陽。后來戰局的發展證明左宗棠的預見是準確的。

    天京陷落前后,太平軍分散成五路陸續進入江西境內:沛王譚星、宗王李仁壽、天將林正揚等部由浙江開化進入玉山、廣豐;聽王陳炳文、康王汪海洋等部由皖南進入德興;侍王李世賢、來王陸順德、戴王黃呈忠等部由浙江開化進入玉山;凜王劉肇鈞、利王朱興隆等部由蘇南經浙西、皖南進入弋陽;干王洪仁玕、昭王黃文英、佑王李遠繼等部由浙江遂安進入玉山、廣豐。由于各路互不相統屬,勢同流竄,加之后有左宗棠浙西、皖南大軍的追擊,前有江西防軍的攔截,以及鮑超所部大軍的逼攻,太平軍一路損失慘重。

    九月,太平軍余部分四路向福建挺進。來王陸順德從廣東大埔北上,占領閩南永定縣,再往北進取龍巖府;侍王李世賢率軍自江西南安府越梅嶺入廣東進攻南雄,后撤圍經平遠、鎮平、大浦等地,九月十四日(10月14日),東向進克閩東南的漳州府,斃清漳州鎮總兵祿魁、汀漳龍道徐曉峰和漳州知府扎克丹布等;天將丁太陽、林正揚等于九月中旬由江西云都、瑞金南下入閩境,十月十六日(11月14日)占領閩西南的武平,擒斬老湘營大將張運蘭(時任按察使),隨后東走永定。同時,康王汪海洋、佑王李遠繼、偕王譚體元、祥王黃隆蕓等占領江西新城縣,旋經寧都、瑞金進入福建汀州境內之灌田。據稱,同治三年秋,進入福建的太平軍總數在30萬人左右。這使閩浙總督左書常極為震驚。他奏請清廷以蔣益澧護理浙江巡撫,以楊昌浚署布政使,自己親自赴閩督戰。

    十月二十八日(11月26日),左宗棠從杭州出發,揮清軍分兩路進入福建:西路飭幫辦福建軍務劉典率所部新軍8000人由江西建昌赴汀州府。又奏請清廷以記名臬司王德榜署福建按察使,帶所部五營(約2500人)自江西瑞金入汀州會合作戰:中路以提督黃少春、副將劉明珍兩軍共4000多人由衢州、江山取道福建浦城、建寧赴邵武一帶接防,騰出康國器一軍進攻漳州府;東路則以署浙江提督高連升部4000人、知府魏光邴部500人由杭州東赴寧波,雇輪船由海道赴福州,出興化(今莆田)、泉州。

    十月上旬,原奉檄力圖泉州、廈門的署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偕同副將惠壽率軍進攻漳州。李世賢督軍反攻,擊破了惠壽的營盤,林文察退守玉洲。

    十一月初三日(12月1日),李世賢率軍主動出擊,分別進攻萬松關、瑞香亭陸路各營及鎮內水營,陣斬林文察,并打退了署福建水師提督曾玉明的援軍。十一月十九日(12月17),汪海洋、李遠繼、譚體元等于汀州上杭、連城間之南陽、新泉等地,大破左軍西路劉典部,斬副將盧華勝、參將劉教廷,進占楊家坊。翌日,劉典退守連城,王德榜、王開琳等從汀州赴援。二十七日(12月25日),左宗棠率軍行抵延平(即今南平縣),護理浙江巡撫蔣益澧派署衢州鎮總兵劉清亮率3000人援閩。當時在福建的太平軍,主要有兩大支:李世賢以漳州城為中心,占有南靖、云霄(均屬漳州府)、龍巖(屬龍巖州),永定(屬汀州府),擁眾10余萬;汪海洋約有9萬人,扎老營于長汀、連城、上杭(均屬汀州府)交界的南陽,分軍守吉田、下車、南嶺一帶。這樣,閩西南大部地區一時均入太平軍版圖,聲威大振,形成了一個新的基地。左宗棠這時深感兵力不足,以自己所部的兩萬余人,加上協同作戰的閩軍、粵軍亦不過四五萬,不僅雙方實力懸殊,而且左宗棠說:“李、汪諸逆狡悍兇頑,倍于群寇”,深感難于對付。清廷為增加福建兵力,于十二月初五諭令新任福建水師提督吳全美(在粵),陸路提督郭松林(在蘇),汀州鎮總兵沈俊德,漳州鎮總兵李成謀(在鄂),金門鎮總兵王東華(在蘇),建寧鎮總兵張得勝(在皖),各帶本部赴任。

    十二月初四(1865年1月1日),左軍中路黃少春進至漳州北溪,與高連升會同進攻李世賢。二十八日,閩粵清軍占領永定縣。同治四年一月二十四日(2月19日),清延建邵道康國器率軍攻占九龍江上下游咽喉要地———龍巖,切斷了李世賢與汪海洋兩軍的聯絡。二十七日,劉典、王德榜聯軍大破汪海洋之軍于連城新泉,使其精銳喪失過半。二月初四(3月1日),劉典、王德榜等占領汀州、連城間的南陽鄉,太平軍走上杭、永定。初七日(3月4日),劉典、工德榜又在上杭白沙擊敗汪海洋部。

    三月初三日(3月29日),李世賢派軍分由崎下橋、北尾橋、打鼓山出城進攻,被黃少春、高連升等部擊敗。

    二月初,李鴻章派郭松林、楊鼎勛兩軍8000人(配有洋槍)坐輪船由海道援閩,分別于三月初五、三月十七日抵廈門。左宗棠令其分道進海澄、漳浦,以攻漳州府南。十六日,郭松林聯合高連升、黃少春擊敗李世賢部。十八日,李世賢屢攻清軍漳州以北營壘,均被擊退。左宗棠再調劉明燈五營取道福州,由興、泉赴安溪,增加進攻漳州兵力。他本人也于四月十五日(5月9日)抵福州,就近督戰。四月中旬,淮軍郭松林、楊鼎勛等,左軍王德榜等分別在漳州南面和西北擊敗太平軍,合圍漳州府城。二十一日(5月15日),高連升、黃少春見烏頭門與東北樓內的寨勢成掎角之勢,認為要想攻克漳城,必先破樓內的賊寨;想取得樓內,必先破烏頭門的賊壘,于是會商劉清亮、王德榜、郭松林、楊鼎勛各軍,分路齊進,烏頭門十四壘被次第攻毀。太平軍傷亡慘重,余部向南靖退卻。各軍乘機攻城,李世賢率軍巷戰不勝,由西門撤出。至深夜,各軍陸續入城,太平軍在閩南的重要根據地漳州陷落。次日,南靖也被追擊而至的王德榜軍會同劉典軍攻陷。

    三月下旬,劉典、康國器分路進攻汪海洋部。四月中旬,汪海洋南走廣東大埔(舊治在今大埔縣以北),因遇廣東清軍阻擊,又折回閩南。四月二十五日(1865年5月19日),汪海洋、李遠繼、譚體元兵分七路進攻永定,清軍在獅龍嶺伏擊獲勝,翌日再戰,汪海洋再敗,損失嚴重,后撤向西北,據守上杭、中都一帶。永定解圍。這一仗,康國器以八千之眾擊敗太平軍七萬人,主要靠抬槍之力,熟悉地形。左宗棠對康國器以少勝多,予以嘉獎。

    李世賢撤出漳州后,即退向粵閩交界的平和縣,王德榜、高連升、黃少春等部清軍緊追不舍,太平軍傷亡頗眾。四月二十七日(5 月21日),淮軍郭松林、楊鼎勛兩部,相繼攻陷漳浦縣城,五月初一日(5月25日),再陷云霄廳及福建東南端的詔安。五月初二(5月26日),康國器派康熊飛各營會同王開琳部截擊,李世賢軍大敗,降者達萬余人,李世賢帶傷連夜率十數騎乘馬過河逃脫,其軍散亡略盡。次日,楊鼎勛等軍分路追殺,宗王李學金戰死,天將何春貴等率余部兩萬余人降于王開琳。來王陸順德、天將林正揚率部撤入廣東境內,五月初七(6月2日),占領鎮平縣。至此,閩南太平軍只剩下汪海洋一軍數萬人,在上杭、中都一帶活動,于是清軍追剿太平軍余部的主要戰事從福建轉入廣東。

    移師粵省除后患

    同治四年(1865年)初,左宗棠加緊調集各路人馬進攻太平軍。江蘇巡撫李鴻章派郭松林、楊鼎勛兩軍由蘇援閩,抵達廈門。四月十五日(5月9日),左宗棠來到福州。調黃少春、王德榜率楚軍會同郭松林、楊鼎勛部淮軍猛攻漳州,李世賢向西南敗走。汪海洋部在永定、上杭等地連戰失利,不得已離閩入粵,占廣東鎮平縣(今蕉嶺)。汪海洋在鎮平筑營一個多月后,李世賢于六月底至汪海洋處,卻被汪殺害,實在令人痛惜。此時清朝方面則集中了來自福建、廣東、江西三省的軍隊對鎮平形成圍困之勢。汪海洋突出重圍,一度進入江西,后又轉進廣東,攻占嘉應州(今梅縣市)城,并決計在此死守。左宗棠則一面調兵遣將圍攻嘉應州,一面行抵廣東大埔親自督戰。清廷也發布上諭令左宗棠節制廣東、福建、江西三省軍隊,授予他“節制三省之責”。

    隨著戰局的變化,左宗棠的指揮部也步步前移,同治四年五月初十,進抵漳州。汪海洋部撤入廣東后,左宗棠一面嚴令部下緊追,一面派康國器率部5000入粵夾擊。同年閏五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汪海洋與康國器交戰失利,退回鎮平。左宗棠令高連升、黃少春、劉清亮等在距鎮平數十里處扎營,汪海洋則在鎮平城外分筑30余壘,收稻積谷,準備長期據守。于是左宗棠在城外部署了四支清軍:以康國器、關鎮邦攻鎮平東南;高連升、黃少春、劉清亮嚴扼閩粵武平邊境,堵住太平軍北上之路;劉典、王德榜兩軍分屯福建上杭、武平,作為第二道堵截線,并飭粵軍扼鎮平西南,準備一舉消滅汪海洋部太平軍。

    關于李世賢的下落,史料記載不一。陳坤的《粵東剿匪紀略》一書,根據被俘太平軍士卒的供詞,認為李世賢是戰敗自刎而死。清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三日(1865年10月12日),左宗棠的奏報說:

    臣等前據各軍紛據逃出賊目稟報,李世賢自永定敗潰后,夜半偷渡,隨行溺斃數人,復鳧水上岸,割去須發逃匿山中,以其能操漳州土音,遂詭稱漳州難民,人無知者。于是夜行晝伏,至六月二十八日,只身逃至鎮平縣,請民人送信汪逆。汪逆率黨郊迎,并馬同入縣城。因其舊黨百余人泣訴汪逆猜狠之狀,心不善之。汪逆前曾藉詞不救侍逆,殺其黨李元茂等,茲見李世賢至亦不自安,遂于七月初三夜,密遣從黨四人乘李世賢酣臥時殺之,并殺其舊黨偽王宗、偽天將、偽朝將等五人,傳示各賊館,揚言侍逆已降官軍,茲入鎮平,復結黨圖為內應也。臣等猶恐所聞不確未敢遽以入奏,茲鎮平克復之后,詢之降人難民,所言皆同,并見汪逆所貼偽示中,有侍王心懷險毒,不得已而行此法等語,則侍逆之輾轉求生而卒遭汪逆毒手,實無可疑。

    閱左宗棠這份奏報有根有據,其可信程度比起陳坤的記載更高一些。李世賢不僅是一位身經百戰的杰出將領,而且也是當時長江以南太平軍的最高統帥。英國人維里塔斯在《漳州訪問記》中,對李世賢作了如下描述:

    侍王似乎是一位有巨大才干的人。就一個中國人來說,似乎很精通外國政治……他現年三十一歲,短小、強壯,身材相稱,他的臉面被曬得很黑,……由他攻取漳州城的手段來看,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戰略家,并且有顯著的軍事才能。

    可見,漳州雖已失守,但是如果太平軍將士能夠同舟共濟,一致對敵,還是有一線復興希望的。只可惜,在此危急時刻,他們仍然重復自相殘殺的悲劇,其結局自然是必敗無疑了。李世賢被害后,來王陸順德也在粵東長樂(今五華)被叛徒林正揚所執,送清營,不屈而死。七月十三日(9月20日),由贛至粵參戰的鮑超所部霆軍提督婁云慶在鎮平、大柘,擊敗佑王李遠繼。汪海洋則集中兩萬兵力進高思,康國器埋伏精銳于山嶺間,用抬槍轟擊太平軍,汪海洋左腕被抬槍擊傷,全軍大亂。

    這時清軍的形勢是:在嘉應地區有來自閩、粵、贛三省的軍隊,急需統一指揮,協調作戰。于是,清廷采納了前護理江西巡撫沈長級的建議,于八月十三日(10月2日)命左宗棠入粵督師,節制廣東、江西、福建三省各軍。八月十四日,汪海洋打了一場漂亮的伏擊戰,首先引高連升、康國器窮追至興寧(嘉應州城西南)山中,然后伏軍8000突起,擊斃高連升部數千人,其大將關鎮邦被斬首,康軍也被擊斃數百。九月初三日(10月22日),汪海洋攻占平和縣(屬惠州府)。九月二十一日(11月9日),汪海洋、李遠繼、譚體元一舉攻克廣東嘉應州(今梅縣),這是太平軍占領的最后一座州城,并屢敗左宗棠所部清軍,擊斃了前來進攻的叛徒錢桂仁。可是,汪海洋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在嘉應城外建土城、望樓,準備在此孤城死守,至此將自己置于被動挨打、坐以待斃的絕境。在太平軍占領嘉應州并決定據城死守的情況下,康國器疾至左宗棠大營獻策。他分析,嘉應已成困獸,誠以閩師逼其東,粵師逼其西,連營稍前,合成長圍,然后作塹困之。另布羅遮師,阻其隳突。得三萬兵、三月餉,可聚而殲也。

    左宗棠采納了康國器的合長圍之策,調新任浙江提督鮑超率12000人入閩至武平、上杭,再由廣東平遠縣徑趨嘉應西北,是為北路;劉典率軍8000人由贛入閩,由永定、大浦趨松口(嘉應州境)攻其東;左宗棠(時帶新兵及總兵楊和貴、營駐福建平和縣王官溪)親率署浙江提督黃少春之軍3000人、福建布政使王德榜之軍2500人出饒平攻其東南;又商同兩廣總督衙署派廣東布政使李福泰一軍駐興寧(嘉應州城西南),總兵方耀駐興寧縣東,扼嘉應西面;以高連升、康國器部攻汪海洋之西;再以粵軍記名提督曾敏行、副將鄭紹忠扼南路,江西巡撫劉坤一亦令臬司席寶田、總兵劉勝祥兩軍由平遠、鎮平前進。這樣就形成了對嘉應城的包圍圈,左宗棠決心要在這里全殲太平軍余部。

    十一月二十九日(1866年1月15日),左宗棠移大營于粵東大埔縣(屬潮州府)。十二月十二日(1866年1月28日),左宗棠指揮各路軍隊向嘉應州城發動總攻,“血戰竟日”,以致“大戰處血漬滿蹊徑,澗水盡赤”。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認“諸將士皆言逆賊是日分布之密,搏斗之苦,實為從征數年來所僅見”。汪海洋在佛子高、黃竹洋等地擊敗劉典和王德榜之軍。但劉、王二人又與高連升、康國器合軍復戰,以抬槍集中向康王龍旗射擊,汪海洋在激戰中頭部中彈負重傷,次日在嘉應州因傷勢惡化而死。汪海洋系安徽全椒人,初隸石達開軍,隨入廣西,后隨李秀成入浙江,是太平天國的一員驍將。清廷稱他“忍耐善戰,令酷而下必死,更進疾退,勝不速追,敗不速走,陷名城,覆大軍,屢矣”。汪海洋既死,李遠繼也在戰斗中不知所終,由偕王譚體元帶領其余部向群峰陡立的黃沙嶂撤退,嘉應州城失陷。

    四更時,高連升、黃少春等攻入東門,高連升、王德榜、康國器各軍均向黃沙嶂方向追擊。二十三日夜,王德榜部在黃沙嶂左路圍截招降太平軍大部。二十四日(2月9日)黎明,高連升一軍在大日追上太平軍,招降萬余人,何明亮等部太平軍亦在北溪白河壩被鮑超軍四面包圍被迫投降。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一日(1866年3月7日),譚體元在黃沙嶂督戰,在與鮑超軍廝殺中,因力竭墜崖傷重,呻吟路旁,被黃少春部俘獲,遂至左宗棠松口行營,被殺害。譚體元,廣西象州人,由桂林從征到天京,亦曾隨石達開返廣西,后返師隨李世賢征戰,他是長江以南太平軍最后一個犧牲的王爵。在這次戰役中,太平軍余部陣亡萬余人,投降5萬余人。至此,長江以南太平軍余部的斗爭遂告結束。左宗棠于正月下旬返回閩浙,總督衙署,被清廷賞戴雙眼花翎,其長子左孝威亦被特賞主事。左宗棠志得意滿,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毫不掩飾地自夸。

    至此,江南太平軍余部的斗爭已經失敗。不久,分散逃出的太平軍將士或被招降,或被迫殺。左宗棠完成了參與鎮壓太平天國的使命,挽救了清王朝垂危的統治,并且表現了高度的自覺和盡瘁精神。自統兵入浙以后,他身為一個主帥,每遇大戰,“與僚佐皆帕首靴刀,分路殺賊”,白天指揮作戰,夜晚處理公牘文書,都要“一手經理”。身為閩浙總督,三年內只有十二天入住總督衙署,其余時間均在軍帳中度過,生活儉樸,“非宴客不用海菜”、“冀與士卒同此苦趣”。

    咸豐十一年夏(1861年),太平軍攻占建德,繞攻景德鎮,曾國藩呼令還救。左宗棠自興安“冒雨馳奔七日,甫抵樂平”,即發隊作戰。后來他與捻軍作戰時,為了督軍追擊,他親履行間,一連十天“晝夜馳驅,騎馬奔走”。當時的清朝諸將帥中,像左宗棠這樣“剛明耐苦”者確實少見。但是,另一方面,他對太平天國和其他一切反對清王朝及沖擊封建秩序的“匪類”,是極其仇視的,可謂心狠手辣。同治三年(1864年),左部湘軍會同李鴻章部淮軍攻陷湖州。左宗棠“不居復城之功,而以追擊為事”。在寧國、威坪、蜀口等地,太平軍“大小頭目被擒斬者以千計”。他對起義軍強調不能輕易言“撫”,而必須重“剿”,而且還要殺到“稗無遺種”。在處理俘虜時,手段極其殘忍。咸豐十一年三月(1861年4月),太平軍與左宗棠部湘軍大戰于姑魚山、金魚橋、范家村等地,左宗棠說:“上饒范家村之戰,斃賊三千有余,陣斬賊目多名,極為痛快。”凡遇太平軍將領被俘,審訊后他即處以磔刑,并株連家屬。

    同治二年二月(1863年3月),左部湘軍攻陷龍游,太平軍將領陳廷香戰死湯溪白龍橋。左宗棠得知陳廷香是湖南湘陰豬婆潭人(距左宗棠老家柳莊不過數里),即札飭湘陰知縣,“拿其家屬”。湘軍攻陷湯溪,太平軍守將李尚揚因叛徒出賣被俘,左宗棠親加審訊,處以磔刑,并札飭湖南安仁知縣查拿李尚揚家屬。同治五年,太平軍全軍覆沒,左宗棠在戰事已結束的情況下,處理太平軍大量被俘士卒時,命將“面貌猙獰者”亦從嚴懲辦。他還督令各部“分途捕治潮、嘉、漳、泉、興、化、永春各鄰縣莠民,誅斬數千”,這更超出了鎮壓農民起義的范圍。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左宗棠奉命出師,鎮壓太平軍,固然出于效忠清朝皇帝的需要,但其殘酷屠殺無辜良民卻是天理難容的。

    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1866年4月3日),左宗棠從廣東回到福建的閩浙總督衙署。他從同治元年入浙,先后巡撫浙江和總督閩浙,鎮壓太平軍是其主要功績,而作為一個封疆大吏,他注重恢復農業生產,進行鹽務和茶務改革,整飭吏治,講求“劾貪獎廉”與“修明政事”。對于這些舉措,就連一向同左宗棠交惡的趙烈文也不得不認為,“在浙江,紹興居民皆已復業,蕭山諸境,民船夜行,櫓聲相應也,杭城百廢俱起,復城未兩月,已議及海塘。各郡之漕皆減定,頌聲大作。以此觀之,左之吏治實勝李(指李鴻章)十倍。”特別是左宗棠在參與鎮壓了農民起義后,把自造輪船以抵御外來侵略提上議事日程,創辦了福州船政局,進而成為中國近代化的倡導者和近代企業的開拓者更值得稱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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