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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逼民反舉義旗_左宗棠生平事跡

    時間:2020-06-11 名人故事 聯系我們

    官逼民反舉義旗_左宗棠生平事跡

    第七章  剿捻滅回平陜甘

    正當左宗棠在福州積極籌備船政局之時,西北卻傳來了捻軍與回民起義的消息。左宗棠當時雖是五十開外,但他為了不辱使命,又踏上征程,揮師陜甘……

    官逼民反舉義旗

    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以后,長江中下游各省大部分為太平軍所控制。清王朝為籌集浩繁的軍費,鎮壓太平天國及其影響下的各族人民起義,加緊了對包括西北地區在內的尚未遭受戰爭破壞的所謂“完善之區”的搜刮。陜西除每月向京師繳餉銀數萬兩外,還要協濟用兵各省的大量軍餉。隨著協餉的加重,正稅不夠供給,苛捐雜稅相繼繁興。貪官污吏乘機敲詐勒索,草菅人命。在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下,人民群眾無以為生,被迫“聚眾抗官”。1861年,靠近省城西安的臨潼就發生過楊生華聚眾抗糧的斗爭。

    由于原駐陜西的清軍多調赴外省與太平軍、捻軍作戰,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陜西當局命令各州縣大力興辦團練。這些地方武裝一般都掌握在漢族地主階級手里,成為他們鎮壓人民的反動工具。督辦陜西團練大臣張芾(fú),就是涇陽的大地主,做過江西巡撫,因在九江鎮壓太平軍失敗被革職留任,1861年回省守制。他是一個大漢族主義者,極力主張鎮壓回民,這時便用團練來殺害回族群眾。(www.zgmbgx.com)1862年5月,陜西回民任武、赫明堂于1862年在大荔縣的王閣村、羌白鎮率眾起義,渭河沿岸回民紛紛響應。

    任武、赫明堂是領導渭南、華州、同州(今大荔)一帶回民起義的著名人物。他們曾參加過云南回民起義,事敗后逃匿渭南倉頭鎮,秘造武器,待機再起。在這次起義中,他們發動回民群眾,殺死訓導趙權中等。渭南胥吏洪興還派人到西安東南太平軍駐地尹家衛聯系,引導太平軍先后攻下渭南城和華州城。后太平軍因回救廬州,很快離陜東征,回民軍繼續堅持斗爭,打擊地主武裝。

    同時,進入陜西的太平軍扶王陳得才部聯合捻軍直逼西安,藍朝柱起義軍也已由四川進入漢中,全陜震動。以巡撫瑛棨(qǐ)為首的陜西文武官員驚恐萬狀。由于進剿無兵,只得暫行“安撫”。6月4日,陜西團練大臣張芾在臨潼和回民談判時,要求起義軍交出任武,被回民起義軍處死。同州府地區的回民起義軍以同州的王閣村、羌白鎮和渭南的倉頭鎮為主要據點,在任武和赫明堂的領導下,進攻清軍。

    回民起義的烽火迅速遍及八百里秦川,起義隊伍擴大至二十余萬。當時陜西回軍主要首領除任武、洪興、赫明堂外,還有馬正和、馬四元、白彥虎、馬生彥、禹得彥、余彥祿、孫玉寶、二河州等,其中有的是富甲一方的地主、商人和阿訇(hōng)等上層分子。起義軍的領導權掌握在他們手中,雖然對發動和組織群眾起過一定的作用,但其消極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起義軍的武器很原始,主要是菜刀、鐮刀、鍘刀等家具和農具,再就是用竹竿削制的竹竿槍。像抬槍、火炮之類的火器,開始時為數極少,而且是從敵人手中繳獲來的。

    地方官鎮壓不利

    陜西回民起義的迅速發展,嚴重威脅到清王朝在西北的統治。清廷急令荊州將軍多隆阿率軍入陜,可是他正被太平軍牽制在江淮之間,只得又命直隸提督成明率所謂精銳京兵,從山西馳援。1862年8 月25日,成明率京兵和豫勇共5000人由朝邑“進剿”,在洛水南岸為回民起義軍所敗。成明退至朝邑,豫勇逃往大荔。清廷催欽差大臣勝保率軍入陜。9月上旬,勝保率軍由潼關西進時,就不斷遭到回民起義軍的襲擊。臨潼一戰,傷兵敗勇千余人,接著又于斜口鎮(臨潼西南)遭到起義軍的堵截,只得退回臨潼,后繞道進入西安。勝保奉命趕回潼關,與新授西安將軍穆騰阿等督軍鎮壓同州一帶起義軍。由于糧道被起義軍切斷,軍食不足,清軍不敢出戰。勝保不得不奏稱:“陜回族類繁多,賊馬過眾,此剿彼竄,東突西馳。臣所部兵勇只有一萬數千人,……非再添兵萬余不能早就蕩平。”

    清廷以勝保連戰皆敗,將其革職,解京問罪,改授多隆阿為欽差大臣,督辦陜西軍務。1863年1月中,多隆阿率部由河南入陜。多隆阿一面籌備軍火糧食,一面派人至王閣村“招撫”。在一切準備就緒以后,清軍用突然襲擊的方式,占領了羌白鎮和王閣村。5月19日,筑有堅固防御工事的另一重要據點倉頭鎮也被清軍攻占。

    倉頭鎮失守后,陜西東部地區的回民軍向西轉移,集中于涇陽、高陵、咸陽一帶。他們與西安地區回民起義軍互相配合,共同戰斗。當時,陳得才領導的太平軍已由湖北竹山縣一帶再度攻入陜西,占領漢中,藍朝柱起義軍也在川陜邊境活動。在這兩股革命力量遙相呼應下,陜西回民軍加緊圍攻西安。甘肅提督馬德昭和陜西提督孔廣順等率兵七千余人,困守西安,不敢出戰。8月15日,清廷以陜西巡撫瑛棨“但知株守省垣,一籌莫展”,下令將其革職,由四川布政使劉蓉接任(劉蓉未到任前,由按察使張集馨代理)。9月初,多隆阿到達西安,再次施展“招撫”伎倆,派人到回民起義軍中誘降。瑛棨也利用西安城中的回紳頻繁地在回民軍首領中進行“招撫”活動。孫玉寶等經不起利誘,向敵投降。1863年10月初,多隆阿部向回民軍發動進攻,13日攻占高陵縣城。接著,多隆阿令新任陜西提督雷正綰部由涇陽渡涇而南,總兵曹克忠部渡渭而北,共同扼守咸陽,阻截回民軍西退;多隆阿自率主力從高陵渡涇,逼近蘇家溝。回民起義軍“自渭達涇,縱橫十余里,排列旌戟若林,嚴陣以待”。22日,清軍分兩路發起進攻。起義軍拼死抵御,終因傷亡甚眾,從蘇家溝和渭城撤退。白彥虎、馬生彥、禹得彥、余彥祿率部向西北經醴泉(今禮泉)、乾州(今乾縣)退至邠(bīn)州(今彬縣)。其后,一部南下鳳翔,與崔偉領導的當地回民起義軍聯合作戰。未幾,鳳翔、邠州分別為新任甘肅提督陶茂林和總兵曹克忠所部攻占,回民起義軍大部退至隴東的董志原。其他回民軍也在赫明堂等率領下,經武功、眉縣、鳳翔、隴州(今隴縣)進入甘肅東部地區。從此,陜甘回民起義的中心由陜西轉到甘肅,陜西回民起義斗爭轉入低潮。

    陜西回民起義前后,曾派人前往甘肅,聯絡各地回民,共謀起事。待陜西回民起義發展到陜甘邊境時,甘肅各地回民即紛紛起而響應。在很短時間內,起義就擴展到甘肅全境。1864年初,陜西回民軍陸續進入甘肅,甘肅回民起義的聲勢更加壯大。清統治者驚呼:“現在甘肅之平涼、靜寧、隆德、安定(今定西),省南之鞏昌(今隴西)、秦州(今天水市)、伏羌(今甘谷)、清水,省北之寧夏(今寧夏銀川市)、平羅、靈州(今寧夏靈武)、固原,莫不揭竿而起,蜂屯蟻聚,滋蔓難圖,綿延地方數千里。”

    除此之外,陜甘地區還有因久經戰爭蹂躪、流離失所的漢族農民,以董福祥、息彰等為首,形成大股散兵游勇,在陜甘特別是陜北地區活動。

    1867年1月,西捻軍進入陜西華陰、華州、渭南、臨潼、藍田、咸寧、長安、周至、戶縣等地。西捻軍的進入,使陜甘地區的回民起義軍迅速復又活動起來。

    陜西巡撫喬松年因官軍三十余營在長安城外橋潰敗,以省城危急,請清政府速派勁旅赴援。清政府在指責曾國藩、李鴻章于西捻軍入陜未能迅速調軍往援時也說:“現在陜軍俱已潰散,別無可調之兵,捻匪到處竄擾,幾乎無地非賊。”整個陜西幾乎成了捻、回義軍的天下。因此,清政府于2月4日發布上諭,要左宗棠先行赴陜,不用來京,著即兼程馳往。2月5日,清政府又諭令左宗棠督辦陜甘軍務,“勿令捻東渡黃河”, “著即星夜馳赴”。2月18日,清政府再發諭令說:“陜省軍事恐急,若再貽誤,關系匪輕,著即星馳入陜。”2月22日,清政府正式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陜甘軍務,諭令“即就現有兵力,取道入關,妥為籌辦,以副期望”。

    雖然清廷一再諭令左宗棠火速入陜,以解危急,但是,左宗棠早于1866年11月在福州交卸閩浙總督時就說:“現在西事緊急,既不敢逗留不進,致誤軍機,亦不敢冒昧徑行,致貽后悔。”因此,清廷催逼愈急,左宗棠對入陜甘作戰的準備工作則考慮得愈為謹慎。他上奏清廷,要求寬予時日,盡量將準備工作做得充分一些。他堅信“磨刀不誤砍柴工”,繼續堅持他的老信條:不求旦夕之功,但求最后的勝利。

    左宗棠自己心里最明白,他不是神,不是說只要他一到陜甘,捻、回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了。早在1866年12月5日,他在奏折中就向朝廷強調了兩件事:一是興屯以解決軍糧;二是切實保證軍餉。沒有糧,沒有餉,就沒有軍隊;沒有軍隊,就沒有勝利可言。

    陜甘吃緊任總督

    同治五年九月初六日(1866年10月14日),左宗棠接到清政府調任他為陜甘總督的諭令,命他率湘軍去西北鎮壓聲勢浩大的回民起義。當時,因為福州船政局的定議尚需時日,他不得不奏請稍緩起程,將行期推遲了三個月。他一面安排、交代福州船政局的有關事宜,一面要求清廷任命他的老部下劉典為幫辦軍務大臣,極力開掘餉源、糧源,調集隨征部隊。

    左宗棠由閩浙總督而改任陜甘總督,純系清廷鑒于“回氛甚熾”,而前往陜甘總督楊岳斌“辦理未能有效”,便以“左宗棠威望素著,熟嫻韜略,于軍務、地方俱能措置裕如”為由,特授左為陜甘總督,“以期迅掃回氛,綏靖邊圉(yǔ)”。這樣,左宗棠從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交卸閩浙督篆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八月的近七年時間內,先后鎮壓了捻軍和陜甘回民起義,在其歷史上又留下了光輝的一面。

    左宗棠在十月二十九日(12月5日)的奏折中強調了兩件事:一是興屯以解決軍糧,使“軍無懸釜之憂,民有重蘇之望”,二是要求切實保證軍餉來源,以免士兵因“饑潰嘩噪”。十一月十二日(1866 年12月18日),左宗棠離開福州,準備由江西、湖北取道河南,先去北京“陛見”。但是,此時由張宗禹率領的西捻軍正大舉挺進陜西,全陜震動,清廷心急如焚。

    這一路之上,左宗棠的心情并不十分愉快,行動也相當遲緩。除了福建船政局的事情讓他牽腸掛肚之外,年已五十開外的他,體質也大不如前,隔三差五地就鬧腹瀉。加上自己早在總督浙閩之時就已功成名就,用不著再像從前那樣急功近利謀求進取。而且,他還清楚地知道,自己這次遠征陜甘,是一樁既苦又難的差事,很有可能吃力不討好,因而他的積極性并沒有當初奉旨圍剿太平軍那么高。

    而與之相反的是,清廷對左宗棠此次遠征陜甘卻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陜甘回民起義爆發之后,清廷原先想讓滿人自己來鎮壓,但是屢次作戰都極不順利。接著又命湘軍將領劉蓉、楊岳斌等人率部入陜,但仍然沒有控制住回民起義的燎原之勢。1866年冬,隨著西捻軍入陜,陜甘的形勢進一步惡化,清廷在無可奈何之下,決定調派左宗棠出馬,希望他能迅速扭轉陜甘的戰局。為此,清廷兩下諭旨,督促他火速帶兵入陜。

    第一道諭旨御賜了左宗棠一個正式的頭銜———進士,并授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第二道圣旨是“六百里加緊”送到的。

    清代頒發廷諭按公文的急迫性質分為三個等級,一是“馬上飛遞”,要求驛卒日行三百里;一是“緊急”,要求日行四五百里;而“六百里加緊”則要求日行六百里以上,連人帶馬日以繼夜地快遞。

    清廷的諭旨中寫道:

    陜西捻情益急,西捻由許州西上,已繞過潼關、商州,越過秦嶺,撲向華陰。隴州、鄖(yún)州之劉蓉軍堵截不利,在華州被捻軍擊敗,傷亡達七百余人。茲著左宗棠即赴陜甘,暫毋庸來京。

    捻軍是太平天國時期由捻黨轉化而來的活躍于安徽、河南和山東西南部及江蘇北部一帶的農民起義軍。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軍北伐路過安徽、河南,捻黨紛紛響應,捻軍起義由此興起。咸豐五年(1855年),各路捻軍首領齊集于安徽蒙城雉河集,推舉張樂行(又作張洛行)為盟主,建立黃、白、紅、黑、藍五旗軍制,規定“各旗統將皆聽盟主調遣”。咸豐七年(1857年),張樂行被太平天國封為“征北主將”,后又加封“沃王”,捻軍接受太平天國的領導。同治二年(1863年),清軍僧格林沁部進攻雉河集,捻軍戰敗,張樂行被俘遇害,雉河集根據地失守,只有任化邦、張宗禹等人率領余部突出清軍的重圍,活動于河南、湖北和陜西地區。突圍出來的捻軍首領張宗禹、任化邦與太平軍余部的遵王賴文光開始聯合作戰,采用流動戰術,易步為騎,迅速成為一支擁有十萬余眾的武裝力量,并且屢次大敗清軍。

    1866年10月23日,捻軍在河南分為東、西兩支:賴文光、任化邦率領東捻軍在鄂、豫、皖、魯之間轉戰;張宗禹、張禹爵率領西捻軍,進入甘、陜,聯合回民起義軍,極大地震撼了西北大地。

    調兵遣將剿西捻

    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們已經提到,由于楊岳斌對鎮壓陜甘回民起義束手無策,清廷不得不另調閩浙總督左宗棠接任陜甘總督。左宗棠從福州取道江西到達漢口,隨即進行各項準備工作。1867年2月,清廷又授左宗棠為欽差大臣,催其迅速北上,督辦陜甘軍務,受令負責進剿西捻,鎮壓回民起義。

    同治六年正月初十日(1867年2月14日),左宗棠于湖北黃州(今黃岡市)向清廷上奏陳述了他的用兵方略:

    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論,中原為重,關隴為輕;以平賊論,剿捻宜急,剿回宜緩;以用兵次第論,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軍無后顧之憂,餉道免中梗之患。……蘭州雖是省會,形勢孑然孤立,非駐重兵不能守。駐重兵,則由東分剿各路之兵又以分見單,不克挾全力與俱,一氣掃蕩。將來臣軍入甘,應先分兩大支,由東路廓清各路,分別剿撫,俟大局勘定,然后入駐省城,方合機局。是故進兵陜西,必先清關外之賊;進兵甘肅,必先清陜西之賊;駐兵蘭州,必先清各路之賊。然后餉道常通,師行無梗,得以壹意進剿,可免牽制之虞。……已復之地,不令再被賊擾。當進戰時,即預收善后之效。民志克定,兵力常盈。事前計之雖似遲延,事后觀之翻為妥速。

    于是,左宗棠把對清朝統治威脅最大的捻軍視為首先拔除的目標,而其后在“進剿”陜甘回民起義的過程中,也基本上是按照這個戰略構想進行的。

    左宗棠深知到西北邊遠地區行軍作戰,糧餉難籌難運。仗怎么打,戰略怎么定,左宗棠心中還沒有策劃好。左宗棠帶著3000人馬乘船從福州馬尾港一路北上,一路上都反復思考著這幾個決定全局的大問題。船隊一到漢口,他便特地從湖北監利召來了舊日的同僚好友王柏心。

    左宗棠之所以一定要把王柏心請來當“高參”,是因為左宗棠曾與他在湖北張亮基幕府共事,深知他工于心計,足智多謀。而且,王柏心曾做過林則徐和羅文俊的幕客,熟悉陜甘的情況。

    經過討論、分析,他們定下了平亂的基本打法:“先秦后隴”、“先捻后回”,分割西捻軍與回民軍的聯合,次第解決。

    左宗棠為了解決糧餉問題,提出兵屯之舉。兵屯,意味著仗不好打。

    一進兵,一打仗,就要耗盡地方錢糧。如果是曠日持久的戰爭,地方的力量無論如何是接濟不上的。如果靠朝廷,西北邊陲路途遙遠,一時也難以為繼。

    如果斷了糧道,那就前功盡棄。左宗棠決定取屯兵漸進之策。將各路軍營中篩汰出來的老弱殘之兵勇留下屯田墾荒,攻克一處,屯田一方,留下的兵勇雖少一些,但軍糧可省,兵精將勇,后方穩妥,實為久遠之計。

    至此,左宗棠定下戰爭方略,遂上書朝廷,請求皇上寬以歲月,取屯兵漸進的打法。左宗棠立下軍令狀:“臣頻年轉戰東南,于西北兵事未曾經歷。……伏懇皇上假以方便,寬以五年,責臣以西陲討賊之效,不效則治臣以罪,以明軍令。”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左宗棠派人員采購良馬,又派官僚買辦胡雪巖打通上海海關,從英國匯豐銀行借支白銀120萬兩充做軍餉,同時,急電催促各巡撫衙門運往西北的餉糧趕緊上路。

    1867年6月18日,左宗棠抵達陜西潼關,駐營西關外。此時,陜西境內活躍著捻軍和“乘捻逆之亂,絡繹回陜”的陜西回軍,以及被視為土匪的董福祥等武裝勢力。左宗棠主張“務將捻逆盡之秦中,免致流毒他方,又成不了之局。捻逆既平,則辦理回逆余逆,亦易為力矣”。他的用兵之道,基于如下分析:“陜省全局之患,在捻與回。以賊勢論,回狡而捻悍,回散而捻聚。以賊情論,回之通捻,圖借捻以抗拒官軍,遂其剽掠;捻之通回,圖借回以牽制官軍,便其縱橫。蓋回逆意在亂秦,捻逆意在竄豫,彼此各有所圖,兩不相喻。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故旋合而旋離也。官軍之討賊也,宜先捻而后回。蓋捻強于回,捻平則回益震,一也;捻在秦不過秦之患,竄豫則中原之患,兩害相權,在秦為輕,又一也。”因此,左宗棠在陜西盡管受到捻軍、陜西回軍、董福祥等武裝的夾擊,但始終以“剿捻”為首要任務,他親自駐扎在鄰近河南的潼關,目的是防止捻軍攻入河南以威脅中原。

    西捻軍在受到左宗棠和劉典分別由陜東與陜南的夾擊后,被迫于九月初向陜北進軍,轉入北山,試圖打開進入山西的通道。左宗棠急忙重新部署兵力,力圖阻止捻軍進入山西。十月,清廷在給左宗棠的寄諭中稱:“晉省為畿輔屏翰,左宗棠當如何力籌兼顧?陜西兵力不為不厚,總當就地殲除,不可以驅賊出境即為了事。倘任賊東渡,闌入晉疆,唯左宗棠是問。”左宗棠也試圖把捻軍剿殺于秦境,但他又深知剿滅捻軍良非易事。還在其入陜之初,便認為“剿捻之難,甚于發逆(按指太平軍)”。因此,他到潼關后, “凡所布置,均為就地殲賊起見”,對捻軍“大舉圍逼,期殲賊于渭、洛之間”。他設防于陜豫、陜鄂交界處,防范捻軍向豫、楚“奔逸”,卻不料捻軍向北突圍,且“北山荒瘠殊常,官軍追剿,皆以無糧不能急進”,加上陜西回軍的牽制,使左宗棠對捻軍的作戰并不得力。十月下旬,捻軍接連攻占陜北的延川、綏德二城。左宗棠調派與捻軍作戰的軍隊僅有劉松山所部10000人,郭寶昌3000人,劉厚基3000人,而高連升和劉典各所部5000人只能去應付陜西回軍。“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自西而東,亦千有余里”,左宗棠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67年12月18日),西捻軍由宜川強渡黃河,從陜西進入山西。左宗棠非常驚慌,急派劉松山、郭寶昌入晉追剿,自己也隨后拔隊入晉。西捻軍從山西經河南入直隸,于同治七年正月十二日(1868年2月6日)逼近盧溝橋,清廷大為震驚。清廷鑒于西捻軍進入直隸的狀況,“降旨”先行將剿辦捻軍的欽差大臣李鴻章隨后并將署直隸總督官文和左宗棠“交部嚴加議處”,以讓他們戴罪立功。清廷指令“左宗棠前赴保定以北,妥為督剿,以贖前愆(qiān),毋再延誤”。左宗棠率部5000人尾隨追擊至保定后,把軍隊分成近防、進剿和防剿三大部分,前者駐固安、涿州,拱衛北京;二者駐保定、河間、天津,屏障北京;三者是隨進隨剿,三管齊下,圍追堵截。朝廷采納了左宗棠的打法,命左宗棠總統河北、山西境內各軍防堵,與總統山東各軍的李鴻章相配合。

    張宗禹率西捻軍由陜沖入晉、豫、直三省,原是應東捻軍賴文光之求救以解東捻軍在運河被困之勢。但當西捻軍僅到達晉、豫之際,東捻軍已于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868年1月5日)的揚州之戰中被李鴻章部淮軍全殲,賴文光被俘后就義于揚州。張宗禹不知此情,一意率西捻軍北進,固然逼近京畿,但也陷入清軍的重圍。

    左宗棠在直隸不僅親自率軍“追賊”,而且明定斬捻軍的“首級賞格”,并對生擒、陣斬張宗禹等人“從優懸立賞格”,“以作士氣而速戎機”。這一手段是非常拙劣的。西捻軍在清軍的追剿下,被迫撤出直隸,于同治七年二月三十日(1868年3月23日)夜,渡過漳河進入河南。三月初,左宗棠旋督軍追至河南彰德(今安陽市)。西捻軍又從河南進入山東西部并轉入直隸靜海。四月初四日(4月26日),左宗棠趕至山東德州。五月初,捻軍在直隸作戰失利,轉入山東海豐(今無棣縣)、寧津、陵縣、臨邑、濟陽后,又從陵縣轉向西南進入德州。六月中下旬,張宗禹率西捻軍試圖從德州高家渡搶渡運河,結果為清軍擊退,被迫退至德平、平原等地。

    1868年8月,西捻軍在冀魯邊界沿海狹小地區內被封鎖圍困,終至全軍覆沒。清廷加左宗棠太子太保銜,再次令他回陜專力進攻回民軍。左宗棠于1868年10月從西安出發,分路進剿起義的回民武裝。

    回民起義軍的基本群眾是遭受重重封建剝削的貧苦的回民百姓,但其領導者則是回族中的上層剝削分子,如馬化龍是個地主,又是宗教領袖,馬文祿是清朝的軍官,而且是各自分股活動。左宗棠于是采取了先撫后殺、各個擊破的策略。

    1869年4月,左宗棠攻陷陜西回民軍根據地。6月進駐涇川,發兵攻打馬化龍部根據地金積堡,久戰不勝。第二年,左宗棠令楚軍決秦渠水灌淹金積堡,馬化龍投降。1871年8月,左宗棠移駐靜寧,分兵三路進攻馬占鰲部回民根據地臨夏。第二年春,馬占鰲投降。1872年8月,左宗棠移駐蘭州,分兵攻取西寧。1873年春,他增兵圍攻馬文祿部回民軍根據地酒泉,屢遭挫敗,炮轟、挖地道、爬濠均不奏效。后因回民軍糧盡,馬文祿開城投降。至1873年,左宗棠已經把陜甘的回民起義大體鎮壓下去了,為進軍新疆打開了至關重要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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