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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師南下留遺恨_左宗棠生平事跡

    時間:2020-06-11 名人故事 聯系我們

    督師南下留遺恨_左宗棠生平事跡

    第九章  不遺余力戰南洋

    平定叛亂、收復新疆,讓左宗棠步入了封疆大吏的行列。清廷隨即將左宗棠調入京畿,以示嘉獎。入京輔政,可謂是莫大的殊榮。但是,入京輔政,也是左宗棠仕途波瀾起伏最劇烈的日子。左宗棠的犟脾氣不容許他阿諛奉承、曲意逢迎,他本人也并無借此飛黃騰達的愿想。這就與那些一心以溜須拍馬為能事的官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們容不下這樣一個剛正不阿的人存在于他們身邊。最終,左宗棠被迫離京,在他的古稀之年,踏上了轄管南洋的征程……

    入京輔政獲殊榮

    左宗棠于光緒七年(1881年)正月下旬趕到北京,《中俄伊犁條約》已在彼得堡簽字。他抵京時,“錯將鑄成”的估計果然應驗,他本想利用“陛見”的機會“據所見直陳,以備圣明采擇”。如今中俄伊犁交涉已成定局,雖然“緊要節目,多已就我范圍”,總算“差強人意”,但是他對其結局仍然深感痛心,他函告留守新疆的劉錦棠說:“伊犁僅得一塊荒土,各逆相庇以安,不料和議如此結局,言之腐心!”然而,左宗棠畢竟是一位堅強而真誠的愛國者,他仍秉其愛國宿志,繼續為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改變中國的屈辱地位貢獻余生。

    奕像

    清廷于左宗棠到京后的第三天,即二月初一日下詔,以左宗棠為軍機大臣并“在總理衙門上行走,管理兵部事務”,參與政治、軍事、外交諸事。

    在被時人稱為“中興名臣”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三人中,曾、李雖先后在向被視為畿輔重地的直隸擔任總督,且曾以一等侯爵高出左,李晉封大學士早于左,但曾、李二人終其一生也未得到入值軍機、主持總署和參戎兵部而集三權于一身的殊榮。此時,曾國藩早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去世,左宗棠與李鴻章分別代表的湘、淮兩系勢力在晚清政治格局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且左同李之間的矛盾在鎮壓捻軍時已經激化,到海防與塞防之議時雙方公開互相指責,尤其是在關于伊犁交涉問題上,李鴻章的態度讓左宗棠感到憤憤不平,他竟然支持崇厚,反對自己。李鴻章與京師的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們遙相呼應,十分懼怕列強的武力恫嚇,主張對外妥協。因與慈禧太后爭權,奕則在同治四年(1865年)被罷免議政王,此后他在主持總理衙門并任軍機大臣期間,常與慈禧太后發生爭執,因此他不斷被慈禧尋找機會壓制。

    本來奕對左宗棠等人辦洋務以興辦近代工業是支持的,但他對外立場的軟弱卻使左宗棠感到不滿。這樣,慈禧太后利用左宗棠和京城“清流派”的主戰言論,調左進京,“以備朝廷顧問”,實則是出于牽制奕、李鴻章的目的。所以,人們對左宗棠輔佐朝政一事有如此議論:“持清議諸臣以外交事素不愜鴻章所為,知宗棠持議與鴻章左,益揚左以抑李。”左宗棠入值軍機處和任總理衙門大臣,“明代沈相(指軍機大臣沈桂芬),暗傾恭邸(指恭親王奕),其勢其焰,幾于桓溫”。

    左宗棠入京輔政,并非朝廷為了表示對左宗棠收復新疆的功勞進行獎賞那么簡單,除了慈禧太后有通過左宗棠來牽制奕和李鴻章的內部統治需要外,還有源于外部的壓力。清廷迫于列強的壓力、俄國的軍事恫嚇以及李鴻章等人的讒言而促使其改變了同俄國交戰以收復伊犁的立場,想以調左入京之機向俄國表示一下態度,從而有助于應付已激化的中俄矛盾,且希望曾紀澤能在崇厚擅自訂立的《里瓦基亞條約》的改訂方面與俄國達成妥協。但左宗棠入京的最重要原因,則應該是他收復新疆的壯舉轟動京城,使得一向以指陳時政、標榜風節為己任的那些多在都察院和翰林院供職的士大夫所組成的“清流派”特別看重左宗棠的德才。正是在他們的積極建議和一些王公大臣的支持及慈禧太后對左的賞識之下,左宗棠才有“入贊綸扉”的可能。

    還在光緒四年(1878年),崇厚被清廷派往俄國之際,時任翰林院教習庶吉士的清流健將張之洞就代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字幼樵,直隸豐潤人)上奏,強調崇厚赴俄不應行海路,而應走陸路,途經新疆,以“身歷其地,體察形勢”,并“與左宗棠定議而后行”。雖這一建議未被采納,卻足見清流派已垂青左宗棠。次年崇厚擅訂《里瓦基亞條約》后,已任司經局洗馬的張之洞上奏列出“不可許”的10個理由和“必改此議”的“四要”,并痛切指出:

    觀世變日益艱難,西洋撓我榷政,東洋思啟封疆,今俄人又故挑釁端,若更忍之讓之,從此各國相逼而來,至于忍無可忍,讓無可讓,又將奈何?無論我之御俄本有勝理,即或疆場之役,利鈍無常,臣判戰俄人雖五戰不能越嘉峪關,雖三勝不能薄寧古塔,終不至掣動全局。曠日持久,頓兵乞食,其勢自窮,何畏之有。然則即今一決,乃中國強弱之機,尤人才消長之會。此時猛將謀臣,正可一戰,若再閱數年,左宗棠雖在而已衰,李鴻章未衰而將老,精銳漸盡,欲戰不能,而俄人已域于東,屯于西,行棧于北,不如今日捍之于藩籬,而待他日斗之于庭戶,悔何及乎?

    張之洞的此番論點與左宗棠以武力收復伊犁的見解可謂不謀而合。張之洞的主張代表了京師清流言戰和對左宗棠予以支持的傾向。光緒六年(1880年),“清流派”更主張調左宗棠進京輔政,以改變由奕為首的軍機大臣“泄泄沓沓,未能匡弼”的局面。清流要角、御史鄧承修指出:“觀今之大臣志慮忠純、暢曉戎機、善謀能斷者,無如督臣左宗棠”,若“委以軍國之大柄,使之內修政事,外攬兵權”,就可望“拯今日之急,守宗廟社稷”,且“當今要務,莫逾于此”。光緒皇帝的父親、醇親王奕譞“認為左勝于李”,干脆提議讓左宗棠“入贊綸扉”。于是,慈禧太后決定召左宗棠進京。由此可見,左宗棠入京輔政,并不是因為他武力抗俄的態度堅定。慈禧太后慌忙召其進京,意在削其兵權,避免他在新疆挑起戰事,妨礙清政府對俄妥協投降。而實際上左宗棠如不被調往北京,即使他在新疆一再言戰,也不會在沒有得到清政府許可的情況下對俄開戰。清廷調他入京之日,正是俄國在中國東北和西北耀武揚威之時,清政府的確需要他這樣“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備朝廷之顧問”。

    左宗棠能夠“入贊綸扉”,可謂是清廷對他這個功績卓著、德高望重的老臣的倚重。他初到京城,即被召對兩次,慈安太后談及他數載“憂勞”, “聲淚俱下”。清廷切望左宗棠能“襄贊”中樞。左宗棠的品性正直,決定了他既不善于而且也根本不愿意阿諛奉承、曲意為官,也并無借此飛黃騰達的愿想。當他接到清廷調他進京的命令時,即接連致書將到任的護理陜甘總督楊昌浚說:“擬遂請開閣缺,終老邪寓”,“擬于展覲時陳請以閉散長居京師備顧問,一則步履維艱,一則免入軍機被人牽鼻”。他在北京,“竊見時局,親賢在位,上下交孚,盈朝雖非盡愜時望,而奸佞貪詐之輩則罕有之”,“極知忝竊非衰朽所堪,只以慈圣(按指慈禧太后)盼待甚殷,不敢重拂,優睞靦現顏就列,良非得已”。

    正是鑒于清朝統治中樞的腐敗,人們對左宗棠“入贊綸扉”抱有很大希望,以致“人皆以司馬君實目之”。左宗棠抵京不久也看到“俄事和局已成,倭奴思效西國,多方要索”。因此,他不能容忍清政府再在對待日本提出的侵略權益方面一再退讓,表示“此時萬無言退之理”。嚴重的民族危機感和試圖改變軍機處、總理衙門一向“積弱”的高度責任感,使左宗棠毅然走上新任。

    卸任京畿督兩江

    左宗棠任職中樞的情況,翁同龢的日記可以作為一個佐證。翁同龢為光緒皇帝的師傅多年,且躋身清流,自然與左交往甚頻。他們“初次識面”后,左就給翁留下“豪邁之氣,俯視一切”的印象。左宗棠一改總理衙門對待外國公使畢恭畢敬的媚態,他召見英使威妥瑪交涉鴉片加稅等事宜,數議于總署,均“談次有風棱”,使翁同龢感到左宗棠的舉止確在“壯中朝之氣”。翁還在記載左宗棠的一次談話中寫道:“其言以死生榮辱為不足較,并論河道必當修,洋藥必當斷,洋務必當振作。……余服其有經術氣也。”

    可見,左宗棠是把“河道必當修,洋藥必當斷,洋務必當振作”作為任政要綱,努力加以實施,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左宗棠一貫主張修治河道。此時,他把重點放在興修京畿的永定河上。他在新疆赴京途經山西、直隸時,目睹了永定河失修所帶來的嚴重危害。他說, “治水一事,在畿甸璈急”, “皇居附近,乃粒食維艱,民間流徙靡常,生計蕭索,至此已十余年,尚無妥策以善其后。坐視神州陸沉,心何以忍?”因此,他入樞垣后就倡議治理京畿水利。治理永定河屬“直境之工”,左宗棠需商之李鴻章,結果是“李相則姑漫應之而已”,對左的建議并不支持。左宗棠興修畿輔水利,只專用親軍及王德榜所部練軍,而不借助于其他營伍及戶民,使“直隸十余年為之無成且群疑為不治者”的水利工程,在極短時間內大都完工,為我國水利史增添了新的篇章。醇親王奕譞“遣人往閱,始嘆為創見”。

    左宗棠對外國的鴉片輸入向來深惡痛絕,但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威逼下被迫接受了鴉片貿易“合法化”。雖然對此深惡痛絕,但這也是左宗棠個人的能力所無法解決的。清政府為減少鴉片輸入和白銀外流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于同治七年(1868年)與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協商將進口鴉片的稅率由舊額增加20%,但十幾年過去了,增稅的問題一直受到外國鴉片販子的阻撓而未能實現。此時的左宗棠“念正俗急務,尤在禁食鴉片,而已積重難返,唯加增洋藥土煙稅捐,以湮其流”。左宗棠上奏指出:

    竊維鴉片產自泰西印度地方,由英國商人轉販而來,流毒中國,名為洋藥。其患先中于市廛(chán)衙署,凡中人溫飽之家,佚游燕僻子弟,聚處而嬉,用以遣日,比吸食有癖,積漸成穩,癮重而形神交瘁。于是資傾家破而身命隨之,內地罷民拋宜谷、宜蔬、宜瓜果腴地以種罌粟,劙(lí)果取漿,名為土藥。其患先中于鎮集鄉村,兒食貧力作之人,游手無聊之輩,久且視為尋常,日用所需不知禁令為何事。于是吸食者多,更成積重之勢。華民之吸煙者多,洋藥之銷路亦日益暢。從前各海口每歲進洋藥三萬余箱,嗣漸增至五萬余箱,近聞且增至七萬余箱矣。而洋藥之價前時每箱百斤售銀七百余兩,近聞已減至五百余兩,是銷路之暢由于貨價之減可知也。……臣前督陜甘,先以禁種罌粟為務,飭各屬隨時查拔以清其源。遇有洋藥入境,則標識封存行棧,靳由原路折回,不準在地銷售,其故違者察出焚之通衢,已著微效。唯此法行之一方為宜,若統籌全局,則令其由原路折回,于此者或銷于彼,仍為不了之局。詳察事宜,斷非加洋藥、土煙稅捐不可。稅捐加則洋藥、土藥之價必貴,價貴則癮輕者必戒,癮重者必減,由減吸以至斷癮,尚有可期。

    對于鴉片煙毒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嚴重危害,左宗棠進行了詳細而深刻的痛陳,并提出了解決方案。左宗棠提出了以加稅捐的辦法來阻絕鴉片的建議,這對于解決積重難返的鴉片流毒問題具有積極意義。當然,左宗棠這種堵卮塞漏的舉措已經無濟于事。因為外國鴉片販子為了攫取高額利潤,對中國進行瘋狂傾銷,在國內,吸食鴉片已成為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

    左宗棠關于“洋務必當振作”的主張,是針對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20年來在對外交涉與聯系中遇事屈從、過于卑怯的外交格局而提出的。他擔任總理衙門大臣后,決心一改從前的軟弱格調,以“壯中朝之氣”。因他任此職時間甚短,其在對外交涉中的表現僅能從與英使威妥瑪談論鴉片加稅一事中體現出來。他說自己“奉命與聞各國事務,責無可辭,曾于接晤英使威妥瑪時論及鴉片宜加征稅厘冀可減癮”。他以“權自我操”為談判基點召見威妥瑪,使“威妥瑪無以難之”。但威妥瑪為保護英國已取得的侵略權益,又在談判中“語多反復”, “于加價一節,猶龂(yín)龂然若重有所惜者”。左宗棠認為如從其議,實與他的“期收實效本謀大相剌謬”。于是,左宗棠不僅駁回了威妥瑪的無理狡辯,而且懇請清廷敕下各督撫將軍對“洋藥”予以加稅,以行使一個國家的主權。左宗棠此舉被時人稱為“奇橫有趣”,“可令彼族奪氣”。清政府長期因“積弱”而媚于列強的習慣為之一改!所以慈禧太后對左宗棠作出了“爾向來辦事認真,外國怕爾之聲威”的評價,從中華民族反對外國侵略的角度觀之,這無疑是對左宗棠一貫勇于維護民族尊嚴的愛國舉止的最高褒獎。

    左宗棠入政樞垣后,以身作則,反對結黨營私的官場弊端和不負責任的官僚作風。他說:“自入國門以來,每閑朋儕(chái)許與之,談輒遜謝不遑,且以黨附為戒。遇言者指摘樞垣,必面陳勿予駁斥,以開言路。”“唯事有是非,人有邪正,政有利弊,謀有臧否,茍有所見不敢不言,言之亦不敢不盡也。知我者以為然否。疏稿唯關地方利害、民生疾苦者,始隨時刊布。意在外閑牧令,奉有文檄,每不留心省覽,付之幕吏,而文書由院行司道,司道行府廳州縣,遇連篇累牘帖寫,厭其冗長,隨意刪節,漫無文理,其報張帖日期處所,一紙塞責,上下不相檢校。如是,而望草野周知政令,必達難矣。”

    盡管左宗棠頗想有所作為,但業已腐敗的清朝樞垣是容不下他的。人們對左宗棠的期望以及左宗棠自己“重新鼓鑄”的抱負很快就因外調離京而落空。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這個時候,掌握國家政權的清朝統治集團從總體上說已十分腐朽了,表現在對外關系上,就是已經形成的一種軟弱妥協的屈辱格局。這種半殖民地外交格局的形成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光靠一兩個“司馬君實”是無法逆轉的。人們不久就發覺,左宗棠那種勇于抗拒外國侵略的“經術氣”和“聲威”是十分“不合時宜”的,為“群賢”所扼,不得其志。早在清廷內召左宗棠之初他們就散布輿論,說左宗棠“老病昏頹,不能勝此巨任”。左宗棠在總署剛提出“查禁俄人軍火糧食資寇”之議,即遭到奕等同僚的反對,說是“恐多轕輛轇輛(ɡéjiāo),且與成局有礙”。以后雙方更是話不投機,抵牾(dǐwǔ)益甚;與奕最接近的寶鋆(yún)竟辱罵左宗棠為“一團茅草”,致使翁同龢戚然慨嘆“正人在位之難”。其他一些官僚“察恭王意亦不愿,遂群相侮弄之”。遇到籌商要事,故意不給左宗棠檢送有關材料,致使“文襄顧此失彼,舉端竟不能意委,數日茫茫失頭緒”。幾個別有用心的滿族貴族更奏劾左宗棠“門戶之見”過深等等,借此打擊排擠左宗棠。也有一些關懷時局的京官、“清流”人士出面抗爭,奏請慈禧訓誡奕與左宗棠“同竭忠誠,和衷輔政”,對左宗棠則應訓誡其“虛懷大度”,“不可矜伐而自是”,但仍無濟于事。所以左宗棠與清廷統治集團中一些要人諸如恭親王奕、直隸總督李鴻章等之間的矛盾,從根本上說,是存在著原則性的政見分歧。

    他的秉直剛介恰與那種行陽奉陰違之術、媚言詭詐之法的晚清政壇惡習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一心想“從新鼓鑄”的左宗棠面對著的只能是“成例具在,絲毫難于展布”,“有所建白,為同僚所尼,多中輟”的局面。尤其是他“入贊綸扉”,即有“暗傾恭邸”、“揚左抑李”之說,奕與李鴻章等人對他不是暗中拆臺,便是處處掣肘,甚至予以攻擊。李鴻章因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的關系,免不了常與入值軍機處并充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的左宗棠打交道,所以對左強作笑顏,主動寫信與左“略敘契闊”,且到北京拜訪了左宗棠。但在背地里,李鴻章卻對左宗棠大加貶斥,說左入京“贊襄未必有益”,“左相精力甚健,于樞廷政務、各省情形不甚了澈,所建練旗兵、借洋債、興畿輔水利、加洋藥稅厘諸議,似屬救時要政,卻近老生常談,恐有格于時勢不能盡行之處”。李鴻章的親信薛福成則把左宗棠描寫成一個意氣用事之人。據薛記載,他代李鴻章所擬《復陳海防事宜疏》由奕交給左宗棠審閱時,左“每展閱一葉,每因海防之事而遞及西陲之事,自譽措施之妙不容口,幾忘其為議此折者,甚至拍案大笑,聲震旁室。明日復閱一葉,則復如此。……諸公并厭苦之,凡議半月而全疏尚未閱畢”。在薛福成筆下,左宗棠竟然是一個不關心海防和辦事拖沓的人物。在奕、李鴻章等人的內外夾擊之下,左宗棠深感京師無他留身之處,無可奈何之下,只好在七月初開始,連續稱病告假,并疏請告老歸鄉,退出仕途。清廷在作了一番“慰留”之后,終于外放左宗棠為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盡職盡責轄南洋

    左宗棠離開軍機,被授予兩江總督頭銜,接受諭旨后于光緒七年臘月二十二日(1882年2月10日)抵達南京。

    新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的左宗棠至江寧(今南京市)接篆視事。兩江總督之職,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南洋大臣則從同治十二年(1873年)起由兩江總督兼任,其職責是代表朝廷主管南方的對外通商事務并兼及海防,它與由直隸總督所兼任的北洋大臣分別成為晚清南、北方最有權勢的封疆大吏。左宗棠擔任此職,正可謂英雄有用武之地,較之在樞垣處處受人掣肘,在這里更有利于發揮他的才能。

    兩江本是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最為深入的地區,多年以來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一個前沿陣地。七八十年代之交,隨著世界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西方各帝國主義國家和東方的日本都加緊蠶食中國的邊疆和近鄰,中國面臨著更加險峻的國際形勢,這就促使左宗棠更加注意“洋務”和“海防”問題。尤其是法國侵略越南,并由此窺視我國西南邊疆,更引起他的關注。在他接任兩江總督后不久,就傳來了法軍攻占越南河內的消息。法國試圖通過占據越南并進而侵略中國的陰謀由來已久。早在18世紀50至60年代,英法為了爭奪殖民地,發生了“七年戰爭”,結果是法國失去了其殖民地印度大部分領土和將近全部的北美轄地。于是,法國開始把它在東方殖民掠奪的重點從印度轉到了越南,對越南進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戰爭。到19世紀60年代,法國已侵占了整個越南南部。至70年代中期,通過兩次《西貢條約》的簽訂,法國聲稱已將越南置于它的“保護”之下。這樣,中國的西南邊疆,已受到法國侵略勢力的嚴重威脅。光緒六年(1880年),茹費理出任法國總理,他更加積極地推行殖民擴張政策,增兵越南,策劃侵略中國。光緒八年(1882年),法軍攻占越南河內,企圖打開紅河通道,直窺云南。次年,法軍攻下越南首都順化,使越南變成法國的殖民地。接著,法國的侵略矛頭又對準了中國。

    基于這樣的形勢,左宗棠一上任,便把“防邊固圉”作為重要的任務加緊布置落實。光緒八年正月二十五日(1882年3月14日),左宗棠在抵南京僅一個多月后,就開始查閱江蘇營伍情況。他指出如對水陸各營加緊訓練,“以后日加振厲,化弱為強,自有成效可睹”。他通過親自閱視各營,發現“弁兵年逾五十者頗多,并有六十余歲而仍食糧充伍者”,對此他下令一律加以裁汰,新“募取精壯補額”,既免致虛靡,又提高了軍隊的戰斗力。此次出閱江蘇營伍,左宗棠周歷揚州、清江、鎮江、常州、蘇州、上海等地。值得一提的是,他到上海經過租界時,那些一向鄙視清朝官員的外國人急忙在租界“換升中國龍旗,聲炮執鞭,迎道唯謹”。第二年左再次到上海,此景不僅復現,而且外國人“恭謹有加”,以至“觀者如堵,詫為從來未有之事”。可見外國人畏左之聲威并非一句空話。左宗棠也確在國勢一向“積弱”的環境中為中國人爭了口氣。

    左宗棠把加強海防視為防止外國染指東南沿海的關鍵。第二年即光緒九年(1883年),他又親自乘船沿江而上,逐處勘察形勢和警備情況,并“會集防江防海各軍營將領語訪方略,隨處熟商布置”,以此“為未雨綢繆之計”,一旦外敵來犯,便于他“即赴前敵指揮,胸中稍有把握”。以后,左宗棠又多次視察江蘇各地炮臺要塞與軍營戰地。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左宗棠對南洋海軍作了新的規劃。前幾年,擔任巡閱長江水師的彭玉麟曾建議添造十艘小火輪設防海口,但是前任總督劉坤一“以經費無出”為由,置之不理。左宗棠根據江防兵力部署需要,認為彭玉麟的建議是正確的,不僅決定增添十艘小火輪,而且指示向福州船政局與德國訂購多艘快艇。1883—1884年,2400馬力的“開濟”號與2800馬力的“南深”號、“南瑞”號先后加入南洋艦隊編制,大大加強了江蘇海軍的實力。他認為如不加強南洋之防,“萬一南洋有警,何以待之?”因此, “謀國者當計及久長,豈以我躬不閱遽圖恝置乎?”他于光緒九年三月三十日(1883 年5月6日)所寫的有關籌辦海防的奏折,系統地闡發了其精辟的見解。他說:“自海上用兵以來,事勢紛紜,未能確操勝算,雖閱四十余年,內外極力支持,尚無定局”,其原因在于“泰西各國以經商致富,廣造機器,增制輪船,動輒挾其所長,多所凌忽”。而中國不但不“以經商為本務”,反而對機器生產多予責難,甚至對勇于抵抗外來侵略的官員和將領予以壓制,使中國失去了四十余年的機遇。他指出:

    綜觀往事,竊有不能已于言者。海上用兵以來,文如林則徐,忠而有謀,以之制初起之寇,本有余力,不幸為忌者所間,事權不屬,不克竟其設施;武如陳化成,力扼吳淞,苦戰不卻,不幸右路未戰先潰,致夷兵革于右路,力遂不支,遂以身殉。是則議論不協,勇怯不齊,有任其咎者,遺憾至今四十余年,不知伊于胡底!而所謂識時務者,仍以因循粉飾,茍且目前之安,此志節之士所為抱抑塞磊落之懷,扼腕嘆息者也!

    接著,左宗棠強調“和局可暫不可常,其不得已而出于戰,乃意中必有之事”。此時,他已意識到法國的入侵已不可避免。他認為就“自古談邊防者不外守、戰與和”三方面而言,次第為“必能守而后能戰,能戰而后能和”,反對那種一味求和的妥協論調。他認真分析了東南沿海的軍事實力,感到“雖海外與戰,難言遽有把握,但籌邊固圉,則尚力所能為,亦有未可因循玩惕坐昧機宜者”。他看到了南洋“諸將領又各思發憤為雄,自可及鋒而試”。因而飭令“一面挑選奮勇弁丁,一面嚴明賞罰,訂立規程,俾互相激勸,以齊心力,遇有外國兵輪闖入海口不服查禁者,開炮測準轟擊”。左宗棠的這些主張,恰與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在法國的進逼面前妥協求和的態度截然不同。李鴻章在光緒九年四月接到清廷派其迅赴廣東督辦越南事宜的命令后,極為不滿,他說:“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則白頭戍邊,未免以珠彈雀。樞府調度如此輕率,殊為寒心。”他聲稱:“各省海防兵單餉匱,水師又未練成,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顯然,李鴻章不愿也不敢奔赴抗法前線。

    與李鴻章的表現相反,左宗棠于光緒九年間會同受命巡閱長江水師的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陽人)時,對諸將講的一段話,充分顯示了左宗棠和愛國將士為保衛祖國不怕犧牲的英勇氣概。左宗棠向諸將校說:

    能破彼船堅炮利詭謀,老命固無足惜。或者四十余年之惡氣藉此一吐,自此兇威頓挫,不敢動輒挾制要求,乃所愿也。

    彭玉麟說:“如此斷送老命,亦可值得。”

    諸將校表示:“我輩忝居一二品武職,各有應盡之分,兩老不臨前敵,我輩亦可拼命報國。”對此,左宗棠非常激動,他不僅記述下了這段對話,而且還在家書中寫道:

    值此時水師將領弁丁之氣可用,懸以重賞示以嚴罰,一其心志,齊其氣力,所為必成。我與彭宮保乘坐舢板督陣誓死,正古所謂“并力一向,千里殺將”之時也。

    正是為了一吐四十余年之惡氣,左宗棠甘愿拼命于疆場也在所不惜,他在給清廷的上奏中表示:“總督親履行間,所辦者轄疆江海防務,責無旁貸。遇有寇警,應親臨前敵,督戰防所,即其汛地。如敵人輪船沖過白茆沙總要隘口,則防所即是死所,當即捐軀以殉。”

    左宗棠的這些話是多么感人肺腑啊!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古訓左宗棠依然牢記,他把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用以“保民”視為加強海防的重要內容之一。他說:“蒞事以來,以治水行鹽為功課,而精神所注,則在海防。蓋必治水而后可以保民,能保江淮以北之民不為島人所驅使,而后兩江之兵不可勝用。島人之勢日孤,官軍之氣日壯。”因此,他在兩江任內“唯農田水利一事,躬親相度”, “凡修堤壩、開溝洫,去淤墊”無不認真部署,治理了運河、淮河,加固了淮北鹽城沿海一帶的濱海大堤。左宗棠以為實現了治水“保民之道”,再“加以桑棉之利”和“墾荒成熟”,就可以用中國的“本富”去抵抗外國的“末富”,說出了“彼之末富安能與我之本富爭,彼之淫巧安能與我之食貨比”的話。這表明他對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認識是有差錯的,且同他曾意識到西方“以經商致富,廣造機器,增制輪船”的思想也是相矛盾的。但他著眼于興修水利和發展農業生產,則對于農業經濟的發展不無促進作用。實際上左宗棠加強海防的主張更多的是強調師法西方,引進和仿制外國船炮,并在兩江督所令江南制造總局和金陵機器局增制槍炮,以御外侮。正如左宗棠談及他治水的目的時所指出:

    江南要政,以水利、海防為急。……我朝治吳有聲績者,推陳鵬年、陶澍、林則徐,皆名顯當時,功垂后世,誠以民為邦本,食為民天。水利興,而后旱澇有備,民得所養。民得所養,而后禮義廉恥由此興,尊親樂利之心由此篤。民心定,民力紓,官司有所恃以為固,更得精兵利器輔之,自可銷好慝之萌,折驕寇之焰。由是言之,水利固關系國計民生,亦實海防根本。

    左宗棠意識到為進行反侵略戰爭必須在國內創造一個民有所食、民有所養的安定的社會環境,這種思想是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的。此外,左宗棠在籌劃海防的過程中,對沿海人民群眾的力量寄予厚望。他令濱海二十多個州縣的官府組織漁團,加以訓練,借此作為反對外國武裝侵略的一支生力軍。他親自到沿海校閱漁團,認為:“此軍有成,則海外有截,豪俊之士聞風而至,以戰以守,均確有把握。”

    創立沿海漁團,借助人民力量,進行反侵略斗爭,這是左宗棠繼承了林則徐“民心可用”的進步思想。他認為“漁船水手之膽夙優,能通方略者代不乏人”。他們熟悉江海水情地勢,勇敢善戰,是一支不可輕視的力量。左宗棠下令江蘇沿海沿江的22個廳、州、縣各設團練局,每百名年輕漁民中選取30名,在數萬名漁民水手中共計挑出精壯四五千名作團丁,組成團練局,每月初一、十六兩日集中到局軍訓,操練演習。每人每天發給口糧100文。另在吳淞口設立漁團總局,由蘇淞太道總負其責,蘇淞鎮總兵為會辦,統轄全省各縣漁團。一旦外敵入侵,漁團便可作為正規軍隊的補充,協同作戰。這種軍民聯防的威力,使得外國侵略者“頗為震懾”。各地漁團成立后,左宗棠于光緒九年九月和十年十一月(1883年10月和1884年12月),兩次到崇明、靖江、通州等地檢閱漁團。光緒九年九月十九日(1883年10月19日),左宗棠從江寧乘船東下,特地校閱了江陰、靖江、通州(今南通)、海門漁團。二十一日晨抵達崇明,調閱崇明漁團,因該團訓練無方,就將其會辦劉光才記過,團總、團佐停給功牌、頂戴,團丁撤銷,以示懲罰。午后,駛抵吳淞口校閱水勇。這些水勇“精能過人”、“觀者靡不詫為罕見”。當天夜晚,他泊舟上海。二十二日,他又在上海召集奉賢、南匯、常熟、昭文、太倉鎮、洋華亭、金山各漁團團總、團佐會議,一面曉以大義,一面頒示獎懲,“于操演純者獎進之,技藝左疏者訓斥之”。由于左宗棠這樣親臨校閱、獎懲分明,各漁團“無不歡欣鼓舞,踴躍爭先”。經過一年多的訓練,到第二年十月,他再次視察各漁團演練時,放炮打靶,攻奪防守,技術熟練,陣容井然,成為一支頗具實力而不脫產的海防武裝,配合軍隊嚴防海口及沿江。

    左宗棠在籌劃兩江布防的同時,對法國侵略越南并進而入侵中國南疆的局勢極為關切,特別是光緒九年四、五月間奕、李鴻章等人的議和妥協主張以及李鴻章拒絕往廣東“督辦越南事宜”而仍以北洋大臣的身份去上海同法國代表脫利古談判,對此,他異常憤懣。他致函總理衙門說:“法越交兵一事,議論紛紜,究以執咎無人,莫敢以正義達諸政府。”他則“默察時局”,強調“唯主戰于正義有合,而于事勢攸宜”。

    左宗棠還令其部將王德榜于回湖南省墓之際,將云貴總督岑毓英(字彥卿,廣西西林人)在江南制造總局訂造的槍炮順道由上海經湖南轉運云貴,并囑王德榜“回籍后,遺其舊部與劉永福熟識者,徑赴劉永福處探視軍情,路途據實稟報,以便區畫,一盡南洋職分”。不久,左宗棠在寫給兩廣總督張樹聲(字振軒,安徽合肥人)的信中,說他籌防江南海防乃“未雨綢繆之計,果能制敵死命與否固未可必,而自處之道則預以白諸朝廷。蓋衰朽余生,得以孤注了結,亦所愿也。法虜驕橫,謂越南非我屬國,竟思傾國從事,而不顧其后。劉永福以一健卒,為越捍邊,力挫虐焰,似亦人所難能。但孤立無援,勢難持久,吾華將有唇亡齒寒之慮。南洋以兼籌邊防為責,豈能袖手旁觀?”接著,左宗棠致函其密友、時為漕運總督的楊昌浚,談了他愿請求奔赴抗法第一線的想法。他說:“法越交兵一案,樞部束手。不得已為赴滇粵邊界之請,先令王朗青(按指王德榜)于回籍之便挑募廣勇鄉兵數營,一面徑赴劉永福處察看軍情、地勢。弟再率新募各營接踵前進,一往圖之,為西南數十百年之計,以盡南洋大臣之職。未知朝廷許我否耳?”七月,左宗棠專折向清廷陳述南洋應辦邊務機宜。他指出,法人脫利古“始則欲以西貢為屯兵之所,繼則揚言進規廣東矣”,對此不能在談判中示弱。“我愈俯則彼愈抑,我愈退則彼愈進”, “法人得隴望蜀,滇、黔、廣西邊患愈迫。中國吁食方勤,未敢置之不理。臣任重南洋,兼管七省海口,尤屬義無可辭。”盡管左宗棠對李鴻章不愿赴兩廣“多責備之詞”,他欲“反而求之”,即希望清廷能派自己去“督辦越南事宜”,但“朝命未臨”又使他不能實現這個愿望。于是,左宗棠請求“由南洋出師,助滇越邊防”,計劃“于巡勘崇寶海防后,率新募各營回湘繼進,以赴戎機”。然而,清廷并沒有同意左宗棠奔赴抗法前線的要求,以“滇粵邊界,均有重兵”為由,令左宗棠繼續留任兩江。

    從左宗棠的上述言論來看,他是一反李鴻章之所為,甘愿冒死請纓前往抗法前線,“以赴戎機”。盡管未能如愿,但其抗擊法國侵略者的決心則是始終不渝的。尤其是他對劉永福領導黑旗軍抗法斗爭的肯定,回擊了李鴻章把劉永福稱作“土寇伎倆”的說法。他派王德榜攜軍火至云南,并在廣東、湖南一帶募兵,確為增強抗法前線的軍事實力起到了積極作用。光緒九年秋冬之交,王德榜募軍十營,被左宗棠命名為“恪靖定邊軍”。提督陳廣順等富于作戰經驗的將領都被左宗棠調派充實到該軍中,同時還解去餉銀十萬余兩和軍火物資。隨后,左宗棠派王德榜率領該軍馳赴廣西。在抗擊法國侵略的戰爭中,該軍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左宗棠作為南洋大臣,是稱得上恪盡職守的。

    滿懷希望赴京城

    19世紀下半葉,法國開始侵入中國傳統屬國越南。1856年,法國遠東艦隊因越南處死傳教士炮轟土倫港(今峴港),并于1858年一度登陸占領。1858年,法軍攻占西貢。1860年,法國借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借用侵華法軍進攻南圻,先后占領嘉定、定祥、邊和、永隆等省和昆侖島。1862年6月,法國和越南阮朝簽訂第一次《西貢條約》(即《柴棍條約》),越將西貢一帶地區割讓給法國。1863年,越南承認法國是柬埔寨的保護國。

    1870年到1871年的普法戰爭中法國大敗,暫時推遲了侵略中國的進度。1873年11月,法國駐西貢總督杜白蕾派安鄴率軍攻占河內以及海陽、寧平、南定等城。越南皇帝阮福暶請當時在越南保勝地區活動的劉永福領導的黑旗軍協助。12月21日,黑旗軍在河內近郊大勝法軍,擊斃安鄴。阮福暶為達到政治平衡,一方面和法國議和,于1874 年3月15日簽訂了《第二次西貢條約》,承認法國是越南的保護國;另一方面則任命劉永福為三宣副提督,管理宣光、興化、山西三省,以黑旗軍阻止法軍北上。

    1879年6月,法國駐海防領事土爾克稱: “法國必須占領北圻(qí),……因為它是一個理想的軍事基地,由于有了這個基地,一旦歐洲各強國企圖瓜分中國,我們將是一些最先在中國腹地的人。”

    1881年7月,由法國總理茹費理主導的法國議會同意將240萬法郎的軍費用于越南。1882年3月,法國西貢殖民政府派海軍上校李威利(又譯為李維業)率軍數千于4月占領河內。1883年3月李威利一軍占領南定。阮福暶再次邀請劉永福出兵,在越南北圻統督黃佐灸一部的支援下,于5月19日在河內城西伏擊法軍,殺李威利等三十余法國軍官和數百法軍,殘余法軍只能死守河內。劉永福之后被升為三宣正提督。

    法國馬上任命西貢法軍司令波滑繼任北圻法軍統帥,并成立由海軍少將孤拔為統帥的北圻艦隊。8月,波滑沿紅河進攻黑旗軍,同時孤拔率海軍進攻越南首都順化。波滑一軍損失很大,波滑本人則被遣返巴黎。但孤拔一軍卻攻入順化,阮福暶正好病死,繼位的越南(安南)皇帝阮福升于8月25日和法國簽訂《法安第一次順化條約》。至此,越南已被法國征服,法國開始直接進攻中國。

    光緒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883年12月11日),法國侵略軍在孤拔的指揮下,向駐扎在越南山西的中國守軍發起進攻,正式挑起了中法戰爭。十六日,法軍攻占山西。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五日(1884年3月12日),法軍新任統帥米爾又率軍占領北寧。

    4月3日,國子監祭酒盛昱上《疆事敗壞請將軍機處交部嚴議》的奏折。其本意只是要恭親王振作精神,力圖補救,不料卻為西太后所利用,趁機大做文章。

    恭親王奕自1861年11月協助西太后發動“辛酉政變”后,以議政王名義任首席軍機大臣兼管總理衙門,總攬清廷內政外交大權。隨著西太后統治地位的不斷鞏固,她與恭親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西太后此前就曾試圖將恭親王趕下臺,終因時機不成熟而中止。現在盛昱的奏折正好為她提供了口實,遂于4月8日明發上諭,以“委蛇保榮,辦事不力”的罪名,將恭親王、寶鋆、李鴻藻、景濂、翁同龢一概逐出軍機處。恭親王且被“開去一切差使”,令“家居養疾”。同日宣布任命禮親王世鐸,戶部尚書額勒和布、閻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工部左侍郎孫毓汶五人為軍機大臣,又命慶郡王奕劻(光緒二十年晉封慶親王)主持總理衙門。次日又頒諭:“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譞商辦。”

    新組成的軍機處,實權操諸奕譞及其心腹孫毓汶之手。這次清朝最高統治集團的重大人事變動,史稱“甲申易樞之變”或“甲申政潮”。然而,清朝統治中樞的這次大規模的人事變動并沒有給中法戰爭帶來什么轉機,新的軍機處對外實行的仍是妥協方針。因此,時人有“易中駟以駑馬,代蘆服以柴胡”之說。與奕關系甚密的李鴻章不但未受到這次政局之變的牽連,反而彈劾他有六可殺之罪的翰林院編修梁鼎芬卻被清廷加以“莠言亂政”的罪名革了職。李鴻章攀附上奕譞,不久即有“在內醇親王主之,在外李鴻章主之”的傳言。

    法軍在越南戰場雖取得一些軍事勝利,但仍困難重重。1884年4月,法國海軍中校福祿諾通過粵海關總稅務司的德國人德璀琳,對李鴻章進行誘和,并威脅說中國如不答應法國的議和條件,法國將增派海陸軍進攻中國本土。清政府急于求和,屈從法國的壓力,任命李鳳苞為駐法公使,代替主戰的曾紀澤,并授權李鴻章“通盤籌劃”對法議和事宜。經過數日的談判,李鴻章與福祿諾代表中法兩國于1884年5月11日在天津簽訂了《中法會議簡明條款》,又稱《李福協定》,共五款。主要內容是:中國承認法國與越南簽訂的條約和對越南的保護權;中國駐越清軍調回境內(未明確規定撤軍期限);法國不索賠款,中國在中越邊境開埠通商;法國與越南修約時,不出現有損中國體面的字樣;三個月后,雙方派遣全權大臣,制定詳細辦法。這一條約滿足了法國占領越南和打開中國西南門戶的侵略要求。

    左宗棠于光緒九年七月上奏請求督師“以赴戎機”的愿望未能實現后,十月因目疾加劇懇請開缺回籍調治,清廷準假兩個月。而他鑒于兩江海防仍需他“力疾料理”,便帶病在“賞假以后于海防、水利、鹽務各要件”繼續加緊部署。左宗棠本想通過“延醫多方調治,期得早日痊可,屆時即行奏明銷假,以副余年圖報之忱。無如年老氣血衰憊,病根已深,未見速效。見在所最苦者,右目因流汁過多,受傷益甚,檢校文書萬分吃力,稍一擱置,隔日即成堆垛,勉強判閱,下筆不能成字”,不得已于光緒十年正月再次請求準假,以免“貽誤要公”。清廷勉如所請,又賞假四個月。左宗棠奏薦安徽巡撫裕祿、漕運總督楊昌浚、前兩廣總督曾國荃自代。清廷決定由曾國荃署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同時,清廷以“左宗棠勞勤懋著,朝廷倚任方殷,當此時局艱難,尤賴二三勛舊之臣竭誠干濟”為由,希望左宗棠“早日就痊,出膺重寄”。三月十三日(4月8日),左宗棠向“兼程蒞任”抵達南京的曾國荃交卸兩江總督篆務。

    自正月十八日起,左宗棠就因目疾加重續行休假四個月,但他并沒有安心回籍休養,而是仍留在南京部署江海防務并關注著前線戰局的變化。特別是在“頻閱越南電報文牘”,得知“北寧失守,興化相繼淪陷”,法國提督又“帶兵船八號分駛福建、江南、天津,橫行無忌”的情況后,遂于四月初二日上奏請求提前銷假。四月初九日(5 月3日),清廷下令召左宗棠這位“素著公忠,不辭勞瘁”的老臣進京“陛見”。

    左宗棠在進一步了解了滇、粵邊防的局勢之后,于四月十七日上奏指出:

    法人既攻北寧、興化,兵端已開,滇、粵藩籬盡撤,邊防之不可不急謀增黽也明矣。滇、粵潰敗各營,不足復用,所恃者僅王德榜楚軍八營,而分扼鎮南關、諒山兩處,要區兵分力單,能守而不能進,坐失事機。自應增調一軍為后勁之師,俾王德榜得一意馳驅,免虞后患。庶足綏藩服而伸天討,收已失之人心,戢(jí)異族之兇焰。

    因此,他建議由前任浙江提督黃少春在湖南“挑選弁兵五營,馳赴廣西鎮南關外,為王德榜策應之師。并飭預選臣舊部之散處本籍者,編為數營,名之臣軍,營務處營率之同征,以厚其勢。如蒙諭旨允行,是黃少春此行,于王德榜為后勁,于臣為前驅,似與時局較為有益。”左宗棠仍抱有率軍前往滇、粵抗法前線的愿望。

    左宗棠呈遞擬令黃少春募兵策應滇、粵邊防的奏折這一天,正與李鴻章在天津簽訂《中法簡明條約》同日。這兩個同被清廷所倚重的“中興名臣”,一個在積極請戰,另一個卻在妥協求和,孰高孰低,自不待言!

    也緣于李鴻章的妥協求和得到清廷的認可,本來在對待法國侵略的態度上已搖擺不定的清政府此刻更加動搖,所以未采納左宗棠的主張,并阻止由黃少春募兵增援滇、粵邊境。

    四月二十一日(5月15日),左宗棠離開南京趨往北京。行途之中,他細心研讀了李鴻章與福祿諾在天津議訂的《簡明條約》五條,并于“途間細思中、法議和,上關國家大計,有不能無疑者,應即條陳所見,聊效一得之愚”。于是,他寫下了《時務說帖》。在這篇說帖中,左宗棠不僅回顧了他總督兩江,“時逾兩載,所創舉者,增制船炮、興辦水利、增復鹽引為三大宗”的政績,而且反復闡述了對付法國侵略“非決計議戰不可”、“議和之應從緩”的鮮明見解,進一步表示了他愿“親往視師”,誓與法國侵略者血戰到底的英勇氣概。他說:

    宗棠今春有增灶之請,意在令黃少春糾集舊部,添造水師船只,會同王德榜札飭劉永福挑選熟習海戰弁丁,為其管帶駕駛,冀收桑榆之效。倘蒙諭允,宗棠親往視師。竊自揣衰庸無似,然督師有年,舊部健將尚多,可當丑虜。揆時度勢,尚有可為,冀收安南仍列藩封而后己。不效則請重治其罪,以謝天下。此一勞永逸之策也。

    左宗棠希望能通過這篇說帖打動清廷,贏得支持,以從根本上扭轉中法戰爭的不利局面。他正是懷著這樣的心境奔向京城的。

    閩事吃緊欲請戰

    左宗棠經一個月的“水陸趲程,未敢休憩”,終于在光緒十年五月二十日(1884年6月13日)抵達京師。五天后,清廷發布“上諭”:著左宗棠“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該大學士卓著勛績,年逾七旬,著加恩毋庸常川入直,遇有緊要事件,豫備傳問。并著管理神機營事務”。左宗棠再次擔任軍機大臣。

    左宗棠再度入職軍機處,對和戰之局有著重大影響。原因是李鴻章簽訂《中法簡明條約》后,引起了京師及地方的普遍反對,清廷迫于輿論壓力,不得不做出幾分主戰姿態。四月二十八日,清廷派一向主戰的前山西巡撫張之洞署理兩廣總督。接著,左宗棠又再入樞機。這些都表明清廷有轉向主戰的意圖。所以李鴻章在清廷任命左宗棠為軍機大臣的“上諭”發布后第二天,即致電淮軍將領、廣西巡撫潘鼎新說:“左相進京,正議主戰,內意游移。”

    也就在《中法簡明條約》簽訂后僅四十多天,法軍于閏五月初一日(1884年6月23日)不等中法全權大臣商定清軍撤軍的具體時間與辦法,突然到達北黎(觀音橋),通令駐守在那里的清軍立即退回中國境內。清軍因未接到撤退命令,不便遽然撤兵,派出代表與法軍交涉。法軍殘酷殺害了三名清軍代表,并向清軍陣地發動進攻,全被擊退。此事被稱為“北黎沖突”或“觀音橋事件”。

    法國挑釁失敗,反誣中國破壞《中法會議簡明條約》。

    針對法國新的軍事挑釁,左宗棠根據王德榜發自前線的電文,于閏五月初七日向清廷上奏陳述了他對戰局的看法。據王德榜電文稱,“法人果又蠢動”,“分為兩路,一犯觀音橋長慶粵西各營,一犯王德榜谷松之營”。 “各軍請戰”,而“潘鼎新諭令毋得生釁”。因此,左宗棠請求清廷敕下滇、粵督撫“嚴飭防軍,穩扎穩打,痛予剿辦”,這樣才能對付法軍的侵略活動。左宗棠還指出:“法人請和之不足信,而緩兵之伎倆畢露矣,且自天津和議條款一出,天下臣民莫不共憤而痛憾狡虜之欺侮朝廷也。茲又釁自彼開,法人雖狡,無可置辯。”因此,左宗棠一再強調必須以戰取勝。他復請飭黃少春募軍赴邊,會同王德榜、劉永福等軍痛擊法國侵略者,“以張撻伐而振天威”。左宗棠此折得到清廷贊許。

    法國代理公使謝滿祿于7月12日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中國立即從越南撤兵,對法賠款2.5億法郎(約合白銀3800萬兩)。否則,法國將占領中國一兩個沿海港口作為賠款的擔保品,并極其蠻橫地限令7日內答復。7月13日,法國海軍部長裴龍電令侵華海軍司令孤拔:“派遣你所有可調用的船只到福州和基隆去,我們的用意是要拿住這兩個埠口作質,如果我們的最后通牒被拒絕的話。”次日,兩艘法國軍艦以游歷為名,開入閩江口。兩天后,孤拔率法軍艦隊闖入閩江的馬尾港。

    六月十五日(8月5日),法國遠東艦隊的三艘軍艦突然襲擊臺灣基隆。督辦臺灣防務大臣劉銘傳指揮清軍頑強抵抗,打退了侵略者的進犯,取得基隆保衛戰的勝利。(www.zgmbgx.com)

    然而,清廷卻因法軍侵略基隆而又在動搖不定。清廷乞求列強出面調停,卻因“英、德與法仇,不肯過問”而毫無結果。李鴻章乘機慫恿清廷接受法國提出的賠款議和條件,甚至以“戰后亦必賠償,為數更巨”來嚇唬清廷。慈禧太后六神無主,急忙召見奕哭訴:“不愿再經咸豐故事,但亦不愿大清江山由我而失,由我示弱。”奕回答說: “可以打。”慈禧太后也說: “打就打到底。”接著,慈禧太后召開了由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及六部九卿參加的御前會議。她說:“和亦后悔,不和亦后悔。和就示弱,不和會割地賠款而且損傷不少,或許引起內亂而且亦賠不起。”顯然,慈禧太后仍在和與戰之間徘徊。她講了這番話后,會場一片寂靜,許久無人答言。猛然間左宗棠站出來疾呼道:“中國不能永遠屈服于洋人,與其賠款,不如拿賠款做戰費。”慈禧太后聽過此言,遂下令罷朝,含淚稱是。至此,清廷才下了主戰的決心。

    法國悍然進攻基隆,在中國東南沿海挑起戰端。法軍受挫于基隆后,法國政府決定擴大侵華戰爭,通過駐華代理公使謝滿祿于六月二十九日向清政府提出賠款8000萬法郎的新條件,并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48小時內答復,否則下旗離京,由孤拔立即采取軍事行動。清政府拒絕了法國的無理要求。七月初一日,謝滿祿果然下旗離開北京。初三日(8月23日),孤拔指揮法國艦隊向停泊在福州馬尾軍港的福建海軍發起突然襲擊。福建海軍的軍艦還沒有來得及起錨,就被法艦的一排重炮擊沉兩艘,重傷四艘。福建海軍倉促應戰,十分被動,廣大愛國官兵仍奮勇還擊,但已無法挽回敗局。經短短一個多小時的海戰,福建海軍的11艘戰艦均為法艦擊沉、擊傷,官兵傷亡700余人,福建海軍幾乎全軍覆沒。第二天,法軍又向位于馬江北岸的福州船政局開炮,擊毀許多廠房和廠內正在制造的艦船。由于船政局作了積極布防,法軍攻占船廠的計劃未能得逞。

    馬尾之戰爆發后的第三天,即七月初六日(8月26日),清廷下詔對法宣戰,譴責法國“專行詭計,反復無常,先啟兵端”。同時,根據“應以進兵越南,規復北圻,俾彼族不敢悉眾內犯為制敵要策”的指導思想,確定了沿海防御,陸路反攻,“牽敵以戰越為上策”的戰略方針。法國則決定以海軍攻占臺灣,“據地為質,挾中國議約”,同時命陸軍向駐守諒山的清軍發動進攻,占領越南全境,然后由陸路將戰火直接燒至中國本土。此時,左宗棠深為福建沿海的嚴重局勢焦急不安。

    七月十五日(9月4日),他親赴醇王府面見奕譞,請求統兵出征。奕譞在記述與左談話的情形中說:“左相響晦來談,仍是伏波據案之慨,其志甚堅,其行甚急。已囑其少安毋躁,十八日代為請旨,始去。”七月十八日(9月7日),清廷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

    此前,左宗棠曾多次要求奔赴前線同法國侵略者決戰,但均沒有得到清廷的允準。是刻,他的愿望終于實現,其心情可以說是萬分激動的。他以72歲的高齡,不顧體多有病,毅然投身到抗法前線。

    七月二十五日(9月14日),左宗棠在起程前特地向翁同龢辭別。他在翁同龢處“坐良久”,“其言衷于理而氣特壯”,給翁留下深刻的印象,兩人“悵惘而別”。

    9月中旬,法侵華海軍司令孤拔率軍艦五艘,副司令利土比率軍艦三艘,分別進攻臺灣的基隆和淡水,企圖在兩處得手后合擊臺北。10月1日,法軍在猛烈的艦炮掩護下,攻占基隆。10月2日,進攻淡水的法軍遭到慘敗。8日,得到增援的法軍在強大炮火支持下強行登陸,再次猛攻淡水。劉銘傳指揮清軍、民團等誘敵陸戰,設伏截擊,經過幾個小時的拉鋸戰,法軍死傷數十人,狼狽逃回軍艦,慌亂中又有數十人墜海溺死。法軍在淡水失敗后,將兵力收縮至基隆,并于10月下旬封鎖臺灣,企圖孤立臺灣守軍。

    對于左宗棠勇于赴湯蹈火的果敢行為,輿論界曾作出如此評價:“左侯相以閩事吃緊,慷慨請行,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方之古名臣,曾不多讓!誠哉斯言!”

    不敗而敗滿腔憤

    法軍在馬尾海戰后,氣焰更加囂張,在臺灣和北圻兩個戰場陸續發動了大規模進攻。1884年8月10日,法國軍艦頻繁向臺灣基隆、滬尾等發炮進攻,都被督辦臺灣軍務大臣劉銘傳率臺灣軍民英勇擊退,粉碎了敵軍侵占臺北的計劃。

    1885年,孤拔率軍艦多次進犯鎮海,清軍在浙江提督歐陽利見的指揮下沉著應戰,擊沉、擊傷法軍舢板及艦只各兩艘。孤拔本人中彈受傷,被迫于3月7日南撤,轉而攻占澎湖島。不久,孤拔死于澎湖。

    在法軍封鎖臺灣、侵擾浙江鎮海之時,清軍也在北圻向法軍發起反擊。

    在西線戰場上,自1884年10月至1885年3月,中法軍隊在宣光反復爭奪。清軍與黑旗軍緊密配合,雖取得殲敵千人的戰績,但因法軍不斷得到增援,始終未能攻克宣光,被迫撤出戰斗,準備新的反攻。在東線戰場上,清軍出諒山反攻船頭、郎甲一線。1885年1月底,法軍7000余人分別由波里也和尼格里指揮,由河內出發,向清軍進行反撲,不久攻占谷松。2月13日,王德榜將軍火輜重移屯祿州后,全軍疾趨諒山。23日,潘鼎新部在鎮南關不戰而潰,潘鼎新倉皇逃竄,“不知所往”,所部軍無主將,大掠龍州。廣西邊境地區兵慌馬亂,岌岌不可終日。2月23日,法軍攻占中越邊境重鎮———鎮南關。后因擔心戰線過長,給養困難,炸毀了鎮南關城墻及附近的清軍防御工事,退回越南境內的文淵(今同登)、諒山,并在關前廢墟上豎起一塊木牌,狂妄地宣稱“廣西的門戶已不再存在了”。這時,稱疾在鄉的老將馮子材受命幫辦廣西關外軍務,率部開赴前線,收編潰散清軍,整飭軍紀,被前線各路清軍將領推舉為前敵總指揮。當地軍民信心倍增,在法軍豎立木牌的地方也豎立起一塊木牌,上面針鋒相對地寫著“我們將用法國人的頭顱重建我們的門戶”。

    馮子材像

    潘鼎新被革職,兩廣總督張之洞奏準請出年近70的愛國老將馮子材幫辦軍務,任主帥。

    馮子材(1818—1903),晚清抗法名將,字南干,號萃亭,漢族,廣西欽州人。咸豐當政期間從向榮、張國梁鎮壓太平軍,同治年間累擢廣西提督,中法戰起,起用為廣西關外軍務幫辦,大敗法軍于鎮南關,攻克文淵、諒山,重創法軍司令尼格里,授云南提督。甲午戰爭期間奉調駐守鎮江,官終貴州提督。治軍四十余年,寒素如故。卒謚勇毅。

    馮子材率軍挺進關內十里的關前隘,筑壘掘壕固守,與堅守山隘的王德榜互為聯系。3月23日,法軍猛撲關前隘,馮軍連失三壘,形勢危迫。以后,法軍又連次猛犯,馮軍再失二壘。就在這關鍵時刻,王德榜揮師出擊,分兵為二,以一遙作聲援為正兵,另“以各分統挑選精銳從山僻絕徑分支奪險為奇兵,從甫谷抄出,攻其無備,將敵后勁殲獻盡凈”。所有法軍囤積獻軍火,為王德榜悉數繳獲。進犯關前隘的法軍發現軍火被截,后路被切斷,士氣渙散,軍心動搖。法軍將領企圖以進攻關前隘的勝利來穩住軍心,扳回敗局。

    經過實地勘察,馮子材選定鎮南關中國內側十里處的關前隘為誘敵聚殲的戰場。這里東西兩面高山夾峙,中間只有一條寬約2米的道。馮子材指揮軍民在此用土石修建起一條長三里、高七尺、底厚一丈,連接東西兩嶺的長墻,墻外開挖寬約四尺的深溝,切斷關道。同時在東西兩嶺趕筑堡壘群,安設炮位,控制制高點,屏護長墻主陣地。在兵力部署上,馮子材率軍居中正面迎敵,命王德榜率軍駐守鎮南關東北30里處的油隘,準備伺機阻擊法軍的增援部隊,切斷其軍事補給線。另外,馮子材還在長墻主陣地后面半里、四里及縱深地區配置了多重預備梯隊,使清軍的防御較為堅強,處于進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

    3月21日夜,馮子材率軍突襲盤踞文淵的法軍,引誘法軍前線指揮尼格里來攻。23日凌晨,尼格里指揮法軍2000余名和三個炮兵連,分兵兩路進犯清軍長墻主陣地和東嶺炮臺。兩軍展開激戰。爭奪東嶺炮臺的戰斗尤為激烈,雙方勢均力敵,死傷相當。入夜時分,戰斗漸息。清軍連夜趕修工事,補充給養彈藥。

    24日清晨,法軍利用天降大霧的有利時機,在猛烈炮火掩護下兵分三路,再次發動猛攻。“藥煙彌漫,至不辨旗幟,彈積陣前逾寸。”馮子材“以帕裹首,赤足草鞋,大呼一聲”,與各軍將領商定“有退者,無論何將遇何軍,皆誅之”,誓與陣地共存亡。當法軍接近長墻主陣地時,馮子材身先士卒,“持矛大呼越出”,率自己的兩個兒子首先沖入敵陣。其他官兵見狀,人人感奮,紛紛沖向法軍,與之展開近戰肉搏。又經過“七上七下”的血搏,奪回了失去的炮臺,用重炮轟擊逃敵。這時,清軍的后援部隊源源不斷地趕到,逐漸遏制住法軍的猖狂攻勢,并轉入反攻。法軍因增援部隊和彈藥給養遭到清軍截擊,得不到及時補充,陷入困境,傷亡慘重。尼格里見大勢已去,率領殘部狼狽潰逃。馮子材率軍乘勝追擊,直至深夜,暫且收兵。此次戰役擊斃法軍精銳1000余人,繳獲槍支彈藥不計其數。法國侵略者戰后不得不承認,自他們入侵中國以來,“從未受此大創”。

    25日,馮子材發起總攻,各路將士勇猛沖殺,收復所失營壘,法軍全線崩潰,殘兵敗將狼狽逃竄。馮、王等抓緊戰機,乘勝追擊。

    3月26日占文淵,29日克諒山,重傷尼格里。法軍將38門大炮和13萬銀元棄入淇江,狼狽而逃。27日克復文淵。這天,王德榜軍踏平敵營壘三座,直搗敵軍驅驢老巢。29日,與蘇元春軍聯合作戰,攻占驅驢。是夜,會同各軍攻占諒山。谷松敵軍望風披靡,“我軍追擊至堅老”,“越地義民聞風響應,越官黃廷經糾北寧等處義民立忠義五大團,建馮軍旗號,自愿挑漿飯、做向導,隨軍助剿,或分道進攻”。這就是威震中外的鎮南關大捷,共殲敵1000多人,扭轉了整個中法戰局。至此,越南戰場的形勢全然改觀。

    法軍在鎮南關—諒山慘敗的消息傳到本國后,引起了法國統治集團的極大震動。他們把這一失敗比做1815年拿破侖在滑鐵盧的失敗,擔心法國在遠東建立的殖民統治會因此而動搖。法國人民紛紛走上街頭示威,高呼打倒茹費理的口號,“幾使巴黎鬧成革命”。法國的反對黨也猛烈抨擊茹費理“是國家的蟊賊”。3月31日夜,茹費理內閣倒臺,法國在政治、軍事諸方面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馮子材聯合各路清軍將領,準備分兵南下。河內、太原、海陽甚至西貢地區的越南人民,也紛紛醞釀反法起義,積極準備策應清軍乘勝追擊,將法軍全部趕出越南。但是清政府卻突然于4月7日下達了“乘勝即收”、停戰撤兵的命令。

    清政府之所以在中國取得重大軍事勝利的情況下,決意對法議和,有著客觀與主觀兩方面的原因。從客觀上看,英美等國擔心,中國一旦取得對法戰爭的全面勝利,就會進一步增強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的信心,清政府也可能不再如以前那樣馴服了,從而危及自己在華的整個侵略權益。英國外交大臣就曾說:“中國的任何勝利,都會一般地對歐洲人產生嚴重后果。”

    因此,它們極力施加壓力,迫使清政府盡快對法妥協。俄國和日本則企圖利用中法戰爭渾水摸魚。俄國因強占中國伊犁的陰謀未能得逞,時刻都在伺機報復。1884年9月,即法國突襲馬尾港的福建水師之后不久,俄國報紙聲稱:“中國伊犁背約,將來法攻中國,俄亦欲奪疆土。”此時的日本,因策動朝鮮的親日派開化黨發動“甲申政變”遭到失敗,也不斷鼓吹武力侵朝,企圖將中國拖入戰爭的旋渦。

    1885年初,正當中法軍隊在北圻激戰之時,日本代表伊藤博文來華與李鴻章談判有關“甲申政變”善后事宜,竟暗中與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勾勾搭搭。對此,清政府疑慮重重,以為“日人意存叵測,現又起釁端,難保不因中法之事伺機尋釁”,極為擔心俄、日兩國與法國南北呼應,乘機在北方挑起侵華戰爭。此外,當時臺灣仍受到法軍的嚴密封鎖,形勢嚴峻。而越南當局在中法戰爭中首鼠兩端,斷絕了同清廷的宗藩關系,也使清廷失去了繼續援越抗法的信心。故清政府權衡利弊后,采取了舍越南而保臺灣的方針,即以停戰撤兵換取法國同意停止圍困臺灣。但是,促成清政府對法妥協的最根本原因,還在于其本身的腐朽與無能。清政府不相信中國在軍事上能夠取得對法戰爭的最后勝利,擔心法國會“因憤添兵”,不斷擴大戰爭,兵連禍結。正因如此,清政府自1884年8月26日對法宣戰后,實際上從未停止過謀求對法妥協,中法之間也一直進行著秘密談判。

    1885年1月,在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插手干預下,清政府授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駐倫敦辦事處的英國人金登干為中國代表,同法國外交部進行秘密談判議和。3月25日,中法談判已進入最后階段,中國基本上接受了法國方面提出的侵略要求。這時,突然傳來鎮南關大捷的消息,法國政府極擔心中國將在軍事上乘勝反攻,在外交上據理力爭,要求修改甚至廢止已基本完成的草約。但是,腐朽昏聵的清朝統治者卻將中國軍隊取得的軍事勝利,當做加速對法妥協議和的資本和機會。李鴻章表示,“當藉諒山一勝之威與締和約,則法人必不再妄求。”復致電總理衙門說:“諒山已復,若此時平心與和,和款可無大損,否則兵又連矣。”據此,清政府授權金登干于4月4日同法國外交部政治司司長畢爾簽訂了《巴黎停戰協定》(又稱《中法議和草約》)。清政府的停戰撤兵命令,葬送了廣大軍民在中越戰場上用鮮血換來的勝利,遭到了全國人民的憤怒譴責。許多人將清政府的撤兵令比做南宋秦檜命岳飛從朱仙鎮退兵的金牌詔。有人在詩中寫道:“十二金牌事,于今復見之。黃龍將痛飲,花目忽生期。”就連清政府派赴廣東會籌防務的彭玉麟也賦詩說:“電飛宰相和戎慣,雷厲班師撤戰回。不使黃龍成痛飲,古今一轍使人哀。”在前線,廣大愛國的清軍將士接到停戰撤兵命令后,個個痛心疾首,“拔劍斫(zhuó)地,恨恨連聲”。許多士兵環列于將帥帳外,“摩拳擦掌,同聲請戰”,愿先立軍令狀,“戰如不勝,甘從軍法”。馮子材、王德榜等清軍將領致電兩廣總督張之洞,強烈要求代奏清廷,請“誅殺議和之人”,抗戰到底。表達了抗敵將士的共同愿望。張之洞三次電奏,請暫緩撤兵,希望停戰前攻下北寧。

    清廷不顧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決意對法妥協,電令張之洞“馮、王若不乘勝即收,不唯全局敗壞,且孤軍深入,戰事益無把握,著該督遵旨,亟電各營,如期停戰撤兵,尚有違誤,致生他變,唯該督是問”。廣大愛國將士被迫從越南撤兵。

    1885年6月9日,李鴻章與巴德諾代表中法兩國在天津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又稱《中法新約》或《李巴條約》),其主要內容是:中國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在中越邊境指定兩處為法國陸路商埠,一在保勝以上,一在諒山以北;允許法國在此設立領事館;法貨進出中國邊界,應減輕關稅;日后中國修建鐵路,須向法國人商辦;法軍從臺灣和澎湖撤軍。

    由于清朝統治階級的腐敗無能,使法國侵略者在軍事上遭到失敗的情況下,卻在談判桌上獲得了他們在戰場上所無法獲得的東西,出現了中國不敗而敗,雖勝仍敗,法國不勝而勝,雖敗反勝的戰爭結局。

    左宗棠聽到清廷在大勝后下令停戰的消息,大為驚詫,立即于三月初四日(4月18日)上奏折,直陳“要盟宜慎,防兵難撤”。

    他說:

    用兵之道,宜防爾詐我虞,馭夷之方,貴在有備無患。法國自從逞兵以來,屢次以忽和忽戰誤我大局,去年訂立《簡明條約》,口血未干,便撕毀條約,進攻挑釁,“甚且逞其無賴,以為觀音橋之戰自我先開”,威脅恫嚇、無所不至,現在又請議和,怎可輕信?“自去秋至今,沿海沿邊各省慘淡經營,稍為周密。今忽隱忍出此,日后辦理洋務,必有承其敝者。”

    這個奏折雖然不能力挽狂瀾,但深刻而尖銳地揭露了法國侵略者的侵略手法,抨擊了李鴻章等的求降誤國,指責了清政府在抗法問題上舉棋不定、輕率從事。當時全國人民和多數中下級官員,抗法情緒高漲,紛紛反對妥協求和。主戰派都把希望寄托在左宗棠身上。從三月二十七日(5月11日)起,李鴻章與巴德諾開始談判的情況傳到張之洞的耳里,他感到自己“人微言輕”,認為只有左宗棠“舉足輕重”,能“影響大局”。四月十五日(5月28日),他打電報給左宗棠說:“聽說中法詳細約款十條,數日內即將畫押,無非利法害華之事,我已一再奏阻,初則切責,后則不報:人微言輕,無術挽救。若再草草畫押,后悔曷追?公有回天之力,幸速圖之,但勿道洞言。”

    事實上,張之洞的電報只能增加左宗棠的苦痛。慈禧太后是支持李鴻章的,他們一向是主張求和,即使他再堅持抗敵,也沒有什么意義,畢竟,他并非最高決策之人,和戰大局非筆墨所能挽回,其雖有心報國,實無力回天!

    督師南下留遺恨

    左宗棠一心待出“四十余年惡氣”,但他卻連續收到停戰撤兵和接受《中法新約》的消息。這樣的消息,猶如晴天霹靂,把他這個鋼鐵巨人徹底擊垮了!失望與悲憤煎熬著這位愛國老臣,他再也支持不住了,“肝疾牽動,憤郁焦煩”,痰涌氣喘,手腳麻痹,他知道自己病情日益嚴重。五月十八日(6月19日),左宗棠上奏請求開缺回籍,未允,給假一月。而他仍念念不忘奏請將孤懸海外的臺灣改建行省,其在《臺防緊要請移駐巡撫折》中,首先從東南沿海的戰略形勢,申論臺灣必須迅速改建行省,他說:

    今日之事勢,以海防為要地,而閩省之籌防,以臺灣為重地。臺灣孤注大洋,為七省門戶,關系實非淺鮮。

    為堅定清廷降旨在臺建省的信心,左宗棠進而陳述了臺島建省的三個可能性:

    其一,臺灣系島嶼,綿亙一千余里,舊制設官之地,只海濱三分之一,其疆域之大,足可建省。

    其二,臺灣每年物產關稅,較之廣西、貴州等省,有盈無細,其經濟實力,足可建省。

    其三,臺灣撫番之政果能切實推行,自然之利,不為因循廢棄,居然海外一大都會,其開發潛力之大,足可建省。

    清廷命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六部九卿會同各省督撫對此折議復,均表贊成。于是清廷于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五日(1885年10 月21日)頒旨,命將福建巡撫改為臺灣巡撫,臺灣開置行省。臺灣從此成為祖國的一個省份。可惜左宗棠沒有等到這一天。

    左宗棠于七月二十六日(9月15日)離開京師后,經一月“水陸兼程”抵達江寧(今南京市)。在這里,左宗棠與兩江總督曾國荃商討了東南沿海的防務問題。左宗棠認為,江蘇“防務布置尚屬周密”,只有福建海防“情形吃緊”。因此,他決定立即招募舊部,“迅速成軍,開拔前進”。

    本來,清廷于七月十九日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的第二天,曾在“上諭”中只是令左宗棠“前往浙江、福建交界地方,督兵駐扎,以備策應”。清廷又于九月初九日復諭左宗棠“應遵前旨,在閩境駐扎,毋庸身臨前敵,自不必親統多營”,以示對這個老臣的“體恤”,但左宗棠并沒有遵旨而行,他感到福建防守“兵力尚單,難資分布”,需要他全面部署,便上奏請求對“如何扼要駐扎”等事宜,準其“體察情形,隨時具奏”。這樣,左宗棠在江寧經半個多月的積極籌措,在組軍、籌餉和咨商南北洋大臣各調派輪船四五艘幫助援臺等方面略有眉目之后,于九月十三日離寧赴榕。

    十月二十七日(12月14日),左宗棠率軍抵達福州。此時,福州城內正因前此馬尾之敗和法軍又于八月十三日攻占臺灣北部的基隆而人心惶惶,一片混亂。左宗棠的到來,使福州人心大定。據記載,當欽差大臣左宗棠帶領軍隊進入福州城時,“凜凜威風,前面但見旗幟飄揚,上大書‘恪靖侯左’,中間則隊伍排列兩行,個個肩荷洋槍,步伐整齊,后面一個乘肥馬,執長鞭,頭戴雙眼花翎,身穿黃綾馬褂,……主將左宮保是也”。“蓋榕垣當風聲鶴唳之秋,經此一番恐怖,一見宮保,無異天神降臨,所以敬禮如此也。”福州人民夾道歡迎“左侯相”,在這位欽差大臣行館的大廳上貼了一副楹聯:

    數千里蕩節復臨,水復山重,半壁東南資保障;

    億萬姓軺(yáo)車爭擁,風清霜肅,十閩上下仰聲威。

    左宗棠在闊別福州18年后重臨此地,感慨萬分。然而,他此時無暇回顧往事,只有傾其全力投入到派兵援助臺灣和部署閩江防務等緊要軍務中去。

    左宗棠到福州后,盡管百端待舉,但他首議調兵援臺。他到福州后兩天,就根據對臺灣情形進行的“詳察”,上奏提出必須“妥籌赴援”臺灣的主張。他一面“密敕劉銘傳速督所部克日進兵,規復基隆”;一面根據法軍“封禁全臺海口”的嚴重情況,先派已革總兵楊在元赴廈門偵察敵情,預雇輪船,以暗渡營勇,并希望“一俟南洋兵輪赴閩有期,再行調兵分扎馬祖澳芭蕉山等處,以圖首尾牽制,不任其肆意久據”,從而打破法國艦隊對臺灣海峽的封鎖。但當時無商船可雇。

    左宗棠在福建海軍已全軍覆沒的情況下,原想得到南、北洋大臣的支持,各派艦船四五艘援閩。但由北洋大臣李鴻章操縱的北洋海軍拒不南來,由南洋大臣曾國荃控制的南洋海軍也借口海路受阻而“遇敵不前”。

    于是,他“再四籌度,擬飛咨南洋大臣迅飭援臺兵輪克日放洋,故作徑薄臺北之勢,務使法夷牽制顧畏,不暇逡巡”,而一面檄令前江蘇候補道王詩正統領恪靖親軍三營,陸續開赴泉州、蚶(hān)江一帶,準備漁船,扮做漁人,趁黑夜偷襲。復派行營總理營務處江蘇候補道陳鳴志克日渡臺,“會商臺灣鎮、道及地方紳士,妥籌恢復基隆之策”。他還打算親赴臺灣督戰。

    左宗棠囑咐王詩正抵臺后遇事稟商劉銘傳,并說“軍情瞬息千變,如有機會可乘”,“亦準其相機行事,不必過于拘牽”。至十二月底,王詩正統帶恪靖各營分批渡過臺灣海峽,抵達臺南,增強了臺灣的防衛力量。劉銘傳、王詩正督率各軍力挫強敵,終于保住了臺灣。孤拔在企圖攻占臺灣的陰謀破滅、復經淡水之役敗潰和基隆被圍后又企圖進取浙江鎮海,結果又被中國守軍打退,孤拔也被擊傷,法軍只得于光緒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退踞澎湖群島,孤拔不久在此斃命。左宗棠督軍援臺,對于扭轉臺灣所面臨的嚴重危局起到了關鍵作用。

    左宗棠要著重對待的第二個問題是布置閩江防務。閩江海口有一大島叫瑯崎島,島上的金牌與北岸的長門“為入口最要之地”。左宗棠派福建按察使裴蔭森、道員劉倬云等“星夜督工,就該處豎立鐵樁,橫以鐵綆(gěng),沒入水中,安設機器,隨時捩(liè)轉起落,以便我船出入,敵船至則起綆以阻之”。隨后,他又于“距省城三十里之林浦、魁歧及閩安右路出海之梅花江,概經壘石填塞,僅容小舟來往”,并在“以上各處均建筑炮臺,安放炮位,派兵駐守,可資捍衛而遏敵沖”。左宗棠還與幫辦福建軍務的閩浙總督楊昌浚、福州將軍穆圖善會商“妥籌一切”,決定“將海口水道標識立即撤去,并督飭水雷教習將各雷火藥裝齊,沿港遍布”。左宗棠把長門、金牌各炮臺視為“閩港第一關鍵”,部署穆圖善駐軍于此。穆圖善把從馬江中起出的被擊沉軍艦上的大炮“迅催安妥”,“又將原設各炮次第修備,督同各將弁晝夜巡守。敵船如敢來犯,立予轟擊”。被左宗棠視為“第二重門戶”的“閩安之南北岸,亦關系緊要,原設備炮臺被敵轟毀之后,正在修整。原設各炮亦有數門可以開放”。這樣,安放在閩江出海口的鐵綆,猶如一把鐵鎖,而長門、金牌炮臺和閩安南北岸炮臺則宛如兩道銅關,可謂鐵鎖銅關,互為表里。

    十二月二十六、二十七日(1885年2月10日、11日),左宗棠同楊昌浚先后離開福州,到南臺、林浦、馬江、閩安南北岸和長門、金牌等地巡視。二十八日同到長門、金牌,“各營將士均站隊試槍,軍容甚肅,各炮臺可放之炮亦皆演放數過”。左宗棠檢查防務情況后,滿懷信心地說:“如狡寇果來,勢難插翅飛過。”福建前線的防務大為增強,五個多月前馬尾之戰的悲劇此時已不可能重演了!

    左宗棠到福建后辦的第三件事,就是試辦閩臺糖務。左宗棠抵福建后,見邊防緊要,營勇日增,軍用浩繁,庫司告竭,協餉不繼,雖借洋款四百萬兩,而款多息巨,籌還不易,于是有開源節流之意。

    左宗棠于1885年9月7日奏請試辦閩臺糖務。

    左宗棠的規劃是:擬于借款內提銀數萬兩,先派熟知糖務之員親赴美國產糖之區參觀做法,購小廠機器,兼雇洋工數名來華試制。俟考定得糖實數,另議章程;或購蔗制糖,或代民熬煮。民利仍還之民,官止收其多出之數;卓有成效,即行擴充。不唯內地各口可以一律照辦,臺灣產蔗尤多,軍務一平,即須加意仿辦。果如西書所載,利益與鹽相埒。唯以官經商,可暫而不可久;如官倡其利,民必羨之。有的實之戶、不搭洋股者,呈資入股,應準承課充商;官本既還,止收歲課,不必派員管廠。

    在督辦福建軍務時,左宗棠還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奏拓福州船政局。馬尾之戰,使得中國福建水師全軍覆滅,左宗棠親手籌辦并畢生關注的福州船政局也遭到破壞。雖然經船政局全體人員的努力,船廠很快治好了戰爭創傷,繼續開廠生產,但教訓是沉痛的。左宗棠痛定思痛,于抵達福建后,從加強戰備和海防全局出發,力圖亡羊補牢,重新加以規劃整理。

    六月,左宗棠的病情急劇惡化,六月九日夜里竟一度昏死過去,“趕緊進藥,逾時始蘇”。就在垂危之際,左宗棠于六月十八日(7月29日)還向清廷口授了一份《請專設海防大臣》的奏折,提出了全盤規劃,統一領導,以加強海防建設的七條意見:

    (一)師船宜備造;

    (二)營制宜參酌;

    (三)巡守操練宜定例;

    (四)各局宜合并;

    (五)經費宜通籌;

    (六)鐵路宜分造;

    (七)士氣宜培養。

    在此奏折中,左宗棠總結了中法戰爭中各省督撫各自為政、互不支持的教訓,建議清廷設立海防全政大臣(或名海部大臣),“駐扎長江,南控閩越,北衛徽輔”;“另擇副臣,居則贊襄庶務,出則留守督工,權有專屬,責無旁貸”;“南、北洋兵輪各自成軍,共設十八軍”;“歸海防大臣統轄,每軍設統領一員,秩比提督。……各疆臣只節制守口陸軍,非軍務萬緊,不得調遣海軍兵船”。海防全政大臣還節制船、炮、礦、廠、軍火,以統一事權。這是左宗棠臨終前設計的一幅海防藍圖。在這份奏折中,他也訴說了自己“衰朽殘年,謬膺重寄,成功未奏,方切疚心”,要求清廷準其告病回湘。

    七月二十五日(9月3日),接到“俯如所請”的上諭,可是左宗棠的心血已經耗盡,再也沒有余力返回湖南老家了,只勉強在病榻上延挨了兩日。在彌留之際,神智昏昏,經常在喊:“娃子們,出隊!”“我要打仗!”左右亦就順著他的話敷衍。不甘屈和而又無可奈何的左宗棠,“總以此行未能破敵,大加懲創,引以為恨事”。臨終前,自知不起,口授遺折:

    此次越南和戰,實中國強弱一大關鍵,臣督師南下,迄未大張撻伐,張我國威,遺恨平生,不能瞑目。

    這鏗鏘悲壯的遺言,閃耀著左宗棠強烈赤誠的愛國主義精神的光輝!

    是年,七月二十七日(1885年9月5日),在臺風侵襲福州、驚雷震撼、風雨交加的時刻,左宗棠走完了他的一生。他是在福州北門黃華館欽差行轅任上去世的。

    左宗棠死了,法國人松了一口氣,他們在攻占臺灣島,左宗棠與他們擺開了決戰的架勢,他們吃過左宗棠的大虧,知道他是只雄獅。左宗棠死了,英國人松了一口氣,英國領事在上海租界豎有“華人與狗,不許入內”的牌子,左宗棠令侍衛將其立即搗毀,逮捕人犯。端坐在八人抬的大轎中的左宗棠,只要進入租界,租借當局立馬換上中國龍旗,外國兵警執鞭清道。俄國人松了一口氣,左宗棠把他們從新疆趕走,把他們侵占的伊犁收回,甚至用兵車運著棺木,準備與俄軍決一死戰。李鴻章也松了一口氣,一個月前,他在天津與法國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一個地地道道的喪權辱國條約。左宗棠反對,說“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

    左宗棠一死,意味著大清王朝最后的頂梁柱倒下了。左宗棠的死訊傳出,“全城百姓,一聞宮保噩耗,無不扼腕深嗟,皆謂朝廷失一良將,吾閩亦失一長城”。“歸喪之日,江浙關隴士民聞之,奔走悼痛,如失所親。”這確是一幕忠貞抗法、殫精竭慮、鞠躬盡瘁,而“惡氣未吐”、壯志未酬的歷史悲劇。各階層人民由衷的崇敬和深沉的悼念則是對這位堅強、剛毅的愛國者最公正的論定。

    左宗棠死后,清廷發布上諭,稱:“大學士左宗棠學問優長,經濟閎遠,秉性廉正,蒞事忠誠”,“疊著戰功”,“運籌決勝”,“底定回疆,厥功尤偉”, “盡心民事,裨益地方,揚歷中外,恪矢公忠”,著追贈太傅,加恩予謚“文襄”。他的“左文襄公”之名由此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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