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哲學的再評價與研究_當代中國哲學史學史

時間:2020-09-15  欄目:百科知識  

宋明哲學的再評價與研究_當代中國哲學史學史

1949年后漢—唐哲學研究一直較為薄弱。從1949年到1980年,關于這一時期哲學的論文,僅有玄學43篇、佛教36篇、道教4篇、經學1篇。關于這一時期哲學家的研究,魏晉南北朝楊泉4篇,范縝19篇,唐韓愈30篇,柳宗元30篇,劉禹錫19篇。關于漢唐哲學研究的會議,則一次也未舉行過。[322]

建國后的漢唐哲學研究的特點主要是對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研究的逆動和糾正。馮友蘭在兩卷本《中國哲學史》的漢代部分,表彰董仲舒哲學,篇幅長達38頁;王充哲學則僅有9頁,且認為《論衡》“多攻擊破壞,少建樹,故其書之價值,實不如近人所想象之大也”;[323]魏晉部分沒有范縝;唐代哲學比較推崇韓愈,對柳宗元、劉禹錫則沒有論及。1949年以后在“新范式”下,哲學史通史的選材發生了根本改變。漢代哲學王充得到了突出重視。在侯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中,董仲舒42頁,王充則占到65頁。從史觀上看,董仲舒被作為“中世紀神學正宗思想”遭到批判,王充則作為“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的代表”得到表彰;董仲舒又因為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提倡者,被認為是中國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確立者之一,在“文革”時期評法批儒運動中受到了尤其嚴厲的批判。(www.zgmbgx.com)

宋明哲學在“文革”前后所受到的待遇可能比漢唐哲學更差。這種狀況,可謂由來已漸。“五四”以來,中國思想界對于宋明理學一直持嚴厲的態度。主要原因是認為宋明理學導致了中國的積貧、積弱和近代以來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胡適對宋明理學一直持批判態度,而表彰清代漢學和反理學思潮。“五四”時期的“打倒孔家店”思潮更是把道學視為“偽道學”和孔家店的分店。[324]馮友蘭兩卷本《中國哲學史》持“釋古”的“正統”觀點,對宋明理學給予了同情的、積極的評價。1949年后,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新范式”下,宋明理學不僅被認為是錯誤的,而且還被認為是反動的。“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評法批儒期間,朱熹、王陽明都遭到了極其嚴厲的批判。可以說,“文革”期間對宋明哲學的評價是沿著“五四”以來的思維路徑以重力加速度的方式發展的。漢唐是中國歷史上的輝煌時期,所以漢唐哲學遭到的批判還不甚嚴厲(除了董仲舒、韓愈之外)。現在看來,“五四”后直到“文革”期間對待中國哲學的態度大有可議之處。且不說這種批判是否把握了宋明理學的特點,至少也存在三個問題:首先,宋明時期的歷史狀況包括文化和經濟發展并不像“五四”時期所認為的那樣落后,所謂落后的認識有錯覺、不客觀;其次,對于一個時代負責的應該是這個時代的人而不是其前人或古人;再次,僅僅批判而不事建設,文化和經濟都不會繁榮。

“文革”結束后對于漢唐宋明哲學的再評價,既包含了對評法批儒時期的反思,也包括了對“文革”以前“左”的氛圍下漢唐宋明哲學研究的反思。1982年6月20日至24日,《中國哲學史研究》編輯部召開“漢唐哲學史學術討論會”,就漢唐哲學概況及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進行了討論。對于漢唐哲學貧乏的結論,石峻、王明等指出,漢唐完成了《十三經》注疏、《道藏》的編纂以及佛經的翻譯等,這一時期的哲學史料是十分豐富的。漢唐哲學之所以被認為“貧乏”,是由于宋明理學的“道統觀”所造成的。宋明理學家以儒家為正統,強調所謂華夷之辨,把漢唐許多哲學視為異端或干脆拋棄,這樣從孟子到二程就成為空白。王明、湯一介強調加強對佛教、道教和敦煌學的研究;方立天強調,中國佛教哲學是中國哲學的一部分,艾力農、鐘肇鵬、金春峰探討了研究漢唐哲學的一些方法論問題。金春峰強調把哲學與社會思潮結合起來,從總體上把握漢代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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