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遺產的批判繼承_當代中國哲學史學史

時間:2020-09-15  欄目:百科知識  

哲學遺產的批判繼承_當代中國哲學史學史

關于哲學遺產何以可以繼承,張岱年提出了古今思想的連續性和差異性、命題的特殊意義和普遍意義兩個論據。關于思想的連續性與差異性,張岱年指出,哲學范疇或重要命題都是對當時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包括許多事例,反映了“一定的客觀規律或普遍聯系”。隨著時代的改變,原來的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可能過時了;但是,對命題所反映的客觀規律或普遍聯系,應該加以肯定和繼承。對于規律或聯系,我們的理解可能與古代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這表明了“古今思想,既有連續性,又有差異性”。[188](www.zgmbgx.com)

關于命題的普遍意義與特殊意義,前文已論及。張岱年指出,思想家提出的命題一方面是當時具體知識的概括,另一方面也是普遍的客觀規律的反映。前者是命題的特殊意義,后者是其普遍意義。“時代前進了,人們所觀察的范圍改變了或擴大了,新的事例代替了舊的事例;但那一客觀規律仍然是客觀規律。”它既表現于古代的例證中,也表現于現代的例證中,“因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哲學的概念范疇,在歷史的發展中,都有一個意義擴充或轉化的演變過程。……由于古人所提出的概念范疇都有其時代的特定意義而拒絕接受歷史遺產,也是不對的。”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揭示了知識與獨立思考的聯系,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老子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等,“都反映了一定的普遍規律。其所包含的時代內容隨時代的演變而逐漸轉易,其所反映的普遍規律卻越來越更加顯著。這些命題蘊涵著深刻的智慧,給予我們以重要的啟迪”。不僅如此,“許多比較淺近的思想,古今之間,也有類似的繼承關系”。例如現在的“用人唯賢”的“賢”雖然和古代的“賢”意義大不相同,但不能說“用人唯賢”“是今日所獨創,沒有歷史經驗的根據。古代所謂‘賢’與今日所謂‘賢’仍有共同之點”。又如,現在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道”與“其人”,和原來都不相同了,所用的方法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又可以說是同一個“道”。“似乎也可以說,‘還治其人之身’的‘道’與‘其人之道’,具體內容是不同的,而抽象原則是相同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包含了特殊與普遍的關系,也包含了抽象與具體的關系”。張岱年指出,真理具有具體性和普遍性。正確地表述了自然規律和思維規律的真理具有普遍性,它反映了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客觀規律。所以,“分析以往的哲學遺產,要注意真理的具體性與普遍性的問題,注意相對真理的適用范圍及其在一定范圍內的普遍性”。[189]關于批判地繼承的基本原則,張岱年仍肯定“吸取精華,剔除糟粕”的提法。在他那里,精華是對于客觀實際的正確認識,具體言之,是科學性和民主性,反之就是糟粕。張岱年認為,中國古代的唯物論、無神論、辯證法、歷史唯物論的片斷見解、政治思想中的民主性因素、精神境界說等,都是值得肯定和繼承的。張岱年在此提出精神境界說是一個新內容,超出了其他學者論述遺產繼承的范圍。他指出,第一,“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一個唯物論和無神論的傳統”。第二,“中國古代哲學又有辯證思維的傳統”,辯證思維是中國哲學獨特的思維方式。第三,“中國古代的卓越思想家,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他們關于道德修養的方法和認識方法的許多見解,雖有歷史和階級的局限,但也有值得我們借鑒之處。例如孔子的‘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的樂觀精神,‘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積極態度;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的救世精神;宋钘‘界萬物以別宥為始’的客觀方法;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風格;荀子的‘虛一而靜’的解蔽方法,在歷史上都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凝結著深邃的智慧,都是寶貴的哲學遺產,是值得我們虛心體會的”。第四,《管子》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孔子先富后教的言論、孟子亦以“制民之產”為道德教育的先決條件等關于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關系的理解都是正確的,值得深入發掘。這是對“文革”前關于中國有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明確說明。張岱年認為,在政治思想中,春秋時代即已出現了民本思想,孟子的民貴君輕的名言,賈誼的“自古以來,與民為敵者,民必勝之”的論斷,仍能啟發人們的深刻思考。宋元之際,鄧牧著《君道》、《吏道》;明清之際,黃宗羲寫《原君》、《原臣》,對于專制主義進行了犀利的批判,進一步發揮了孟子的民貴思想,對近代民主革命起了促進的積極作用,這些都是寶貴的精神遺產。關于先秦“人”的概念的內涵,張岱年經過考證指出,先秦“‘人’也包括奴隸,‘民’也包括奴隸主貴族,不能認為‘民’專指奴隸階級,‘人’專指奴隸主階級。應該承認,人是泛稱,民也屬于人的范圍”。[190]這也是對“文革”前關于“人”、“民”爭論的一個總結。

張岱年的哲學史方法論觀點,反映了持中公允的實事求是態度。他對于階級分析、理論分析、哲學遺產的繼承、歷史和邏輯的統一諸問題的分析,針對性很強,可以說是對“文革”前和“文革”期間哲學史研究方法論問題的系統反思。他對于上述問題的認識,尤其是對于命題的普遍意義、人生的精神境界、民本主義思想的認識,都突破了“文革”期間的極“左”邏輯,對于推進當時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深入具有積極意義。張岱年探討哲學史方法論善于從哲學史史料出發,這是他的特點。遺憾的是,他還沒有認識到目的史觀的局限性;在論述公共利益部分沒有認識到知識分子的公共性特點;關于遺產繼承問題方面沒有突破“遺產”的概念,把中國哲學作為有生命力的思想對待;沒有進一步反思用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審視中國哲學史的限度與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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